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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经济理论创新大奖:魏杰获中国经济理论界最高奖

新浪财经综合|2019年10月27日  15:05
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卫兴华洪银兴魏杰获奖

新浪财经|2019年10月27日  12:07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评审专家第一轮投票结果公告

新浪财经综合|2019年09月17日  18:00
经济学界盛事 2019创新奖评选启动

新浪财经|2019年06月12日  16:55

候选理论

比较产权研究的若干启示与假说

新浪财经|2019年08月16日  20:48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研究

新浪财经|2019年08月16日  20:48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研究

新浪财经|2019年08月16日  20:49
灰色收入理论与实证研究

新浪财经|2019年08月16日  20:50
劳动力市场概念的政策突破与理论论证

新浪财经|2019年08月16日  20:50
金融市场率先改革开放推动整体经济转型

新浪财经|2019年08月16日  20:51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若干研究

新浪财经|2019年08月16日  20:53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

新浪财经|2019年08月16日  20:53
分税制与分级财政改革研究

新浪财经|2019年08月16日  20:54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财政和货币双稳健政策

新浪财经|2019年08月16日  20:54
改革中企业兼并问题的分析研究

新浪财经|2019年08月16日  20:55
产权理论、土地使用合约与县际竞争研究

新浪财经|2019年08月16日  20:55
个人财产问题研究

新浪财经|2019年08月16日  20:56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章程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章程

  (2019年6月4日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经济科学的创新与进步,鼓励原始创新性成果的涌现,促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性研究,特设立“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由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等六家单位(按参加先后排序)共同主办。

  第二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由主办单位代表和其他有关人士组成,组委会内设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由主办单位推荐资深学者组成,组委会秘书处设在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由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负责具体实施工作。

  第三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每年(或每两年)评选一次,设“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一项,最多获奖人数不超过3人(或组),奖金总额为人民币一百万元。

  第二章 奖励的原则

  第四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奖励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守宪法、热爱祖国、在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方面作出重大原始创新性成果的主要贡献人。该项成果需在中国经历十年以上理论验证或实践检验,并对中国经济发展或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五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将遵循公众参与、经济学界民主投票产生的原则;遵循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遵循尊重历史、学术严谨、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三章 奖励范围和评选程序

  第六条 候选理论的征集。通过公开渠道,广泛征集候选理论。候选理论或其代表作应是已经以文字形式公开或内部发表,发表时间原则上不早于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不晚于评奖年份前10年,即2008年度评奖的候选理论发表时间截止到1998年底,2009年度评奖的候选理论发表时间截止到1999年底,2010年度评奖的候选理论发表时间截止到2000年底,往后依次类推。申请和推荐候选理论需完整填写《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候选理论申请表》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候选理论推荐表》,并提供申请人和推荐人的真实身份和姓名。

  第七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学术委员会对申请和推荐的理论审核后,在网上和其他媒体公布,公众可对网上公布的候选理论发表评论。

  第八条 全国主要经济研究机构、国家重点高校财经类院系、重要学术刊物和媒体负责人、国际著名中国经济研究机构以及其他重要经济专家至少100名专家、学者为受邀评审专家。由评审专家投票决定最终获奖者。

  第九条 评审专家投票结果的第一名为本年度获奖理论。

  第十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将聘请公证机构对评选计票全过程和结果进行公证。

  第四章 奖项其他规定

  第十一条 若某项候选理论成果由一人(或组)以上分别做出了重大原始创新性贡献,申请和被推荐者可以超过一人(或组)。

  第十二条 若申请和推荐的理论贡献人为一人以上时,应分别说明各人在该课题中所做出的主要贡献。

  第十三条 奖项只授予在世经济学家,同一研究领域,每人只可获奖一次。每届评奖如有其他补充标准,须提前公开说明,评奖的具体细则由“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或执行委员会发布。

  第五章 颁奖

  第十四条 组委会将邀请获奖者参加颁奖的有关活动,包括出席颁奖仪式、接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奖金、证书及其他有关活动等。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章程经主办单位2008年4月9日协商通过,经多次修订,本次修订即日生效。本章程由“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按参加先后排序)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

评奖实施细则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评奖实施细则

  (2019年6月4日通过)

  2019年6月4日,根据《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章程》,本着公正、公平和公开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制定订并通过“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评奖实施细则”。

  一、奖励对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奖励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守宪法、热爱祖国、在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做出重大原始创新性成果的主要贡献人。该项成果需在中国经历十年以上经济和社会实践的检验,并对中国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即该成果应该是在2008年12月31日前发表的经济研究成果。

  2019年度设“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一项,最多获奖人数不超过3人(或组)。

  二、评奖具体程序及时间安排

  1、奖项启动、评选和颁奖:

  2019年6月4日-2019年11月

  2、候选理论推荐或自荐:

  2019年6月4日-2019年8月1日

  (1)机构推荐

  推荐机构为经济理论研究单位、教学单位或其他学术团体。推荐者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奖网站下载并填写《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推荐申请表》,加盖单位公章,附上相关资料寄送至“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秘书处。

  (2)个人推荐

  推荐者需具有经济学类高级专业职称或财经类博士学位。每个理论需有2人共同推荐,推荐者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奖网站下载并填写《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推荐申请表》,附上相关资料寄送至“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秘书处。

  (3)本人自荐

  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奖网站下载并填写《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自荐申请表》。同时由两名推荐人下载并填写推荐表;两名推荐者需具有经济学类高级专业职称或财经类博士学位。申请表和推荐表填写完毕,附上相关资料寄送至“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秘书处。

  (4)如推荐或自荐的候选理论为单一贡献人,同一单一贡献人每年只能有一项理论参加评选,如超过一个,由该贡献人自主决定参加评选的理论。

  (5)申请和推荐候选理论贡献人可以是个人,也可是研究组,研究组以该组排位第一的成员命名,可列出该组3名以内(含3名)的成员。

  (6)在上一年度第一轮投票得票率在10%以上的未获奖参选理论,继续作为本年度候选理论。

  (7)在历届评选第一轮投票中得票率在10%以下的未获奖参选理论,经理论贡献人同意后,可以继续作为本年度候选理论。

  推荐和自荐理论,都需要提供理论相关的论文、专著、专利和鉴定评审成果等,以及相应的证明材料,纸质版需装订成册,电子扫描版需按文件清单排序。若是论文,需同时提供该杂志的封面和目录及论文全文;若是专著,提供纸质版样书及著作封面、版权页和目录电子扫描版。以上所有表格及材料,纸质材料请用A4纸打(复)印一套、电子扫描版材料存储在U盘,于2019年8月1日前寄送至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所有材料以寄出的邮戳日期为准,逾期将不予受理。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章程》、《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评奖实施细则》、、《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自荐申请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推荐申请表》请登陆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奖官方网页查询或下载。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秘书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礼士胡同54号

  电话:010-63342936-816或216

  传真:010-65270301

  电子邮箱:cetia@dfrfund.org.cn

  3、候选理论审核

  2019年8月2日-2019年8月10日

  (1)申请理论名称,应体现和反映该项理论研究的具体问题或研究观点。

  (2)组委会学术委员会对申请和推荐理论名称和主题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可进入候选理论公示环节。

  如未通过初次审核,秘书处将审核意见反馈至申请和推荐人进行修改,修改后组委会学术委员会进行二次审核。二次审核通过后,可进入候选理论公示环节;二次审核未通过,将不能参与本届评选。

  4、候选理论公示

  2019年8月11日-2019年8月20日

  5、评审专家第一轮投票

  2019年8月21日-2019年9月17日

  第一轮:对理论进行投票,选出进入第二轮的理论。不少于100位评审专家对所有符合发表时间范围要求、参选理论材料规范的推荐理论进行记名投票,对理论的主要贡献人不进行表决但可以补充主要贡献人提名。每一表决票可以选择最多赞成2个理论,按照得票多少,排名前2位的理论进入第二轮投票。

  第一轮评审专家投票时间为2019年8月21日起至9月16日止,9月17日在公证机构的公证下,进行第一轮投票的计票工作并当场宣布投票结果。

  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征询得票数排名前两位理论贡献人候选人意见:如有贡献人候选人同意该理论进入第二轮评选、并在当选后接受本奖项的,则正式进入第二轮评选;如所有贡献人候选人放弃评选,则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

  征询候选理论贡献人候选人意见时间为2019年9月18日起至9月20日止。

  5、评审专家第二轮投票

  2019年9月21日-2019年10月19日

  第二轮:既对理论进行投票,也对相应的主要贡献人进行投票。每一表决票只选择一个理论及相应的最多可选择3个主要贡献人。

  2019年9月21日-10月18日,评审专家进行第二轮投票,对第一轮投票产生的前2名候选理论及其主要贡献人的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每一表决票只能选择赞成一个理论,同一理论的主要贡献人最多可选择3人(或组)。

  主要贡献人获奖的基本标准为:

  如有三人(或组)得票数量分别占该理论所有主要贡献候选人赞成票的比例超过25%,这三人(或组)共同获奖,获奖排序按照得票数量排序,奖金按照各自得票数占三人得票总数的比例分配。

  如两人(或组)得票数量分别占该理论所有主要贡献候选人赞成票的比例超过25%,第二名得票占前两名得票总数的比例不低于40%方可成为共同获奖者,否则只是第一名得奖。

  如只有一人(或组)得票数量占该理论所有主要贡献候选人赞成票的比例超过25%,第二名得票占前两名得票总数的比例不低于40%,第三名得票占前三名得票总数的比例不低于25%,方可成为共同获奖者,否则只是第一名获奖或前两名获奖。

  如所有候选人得票比例都低于25%,得票第一者为当然获奖者,得票第二名者得票占前两名得票总数的比例不低于40%方可成为共同获奖者,否则只是第一名得奖。

  多人获奖的奖金按照其各自得票占所有获奖者得票总数的比例分配。

  同时,现场公布每个主要贡献人候选人得票数占该理论得票数的比例。

  第二轮投票在公证机构公证下于2019年10月19日进行计票,但暂时不对外公布。

  6、评奖结果公布

  2019年11月1日,在拜访获奖人后,正式公布最终获奖者。

  7、颁奖

  2019年11月,举行颁奖典礼,颁奖。

  三、附则

  1、本实施细则由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负责修订、解释。

  2、本实施细则经组委会修订之日起施行。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

  2019年6月4日

征求推荐候选经济理论

  个人推荐表格(点击下载)
  机构推荐表格(点击下载)
  自荐表格(点击下载)

  学术民主推荐  公开投票评选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征求推荐候选经济理论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一项旨在推动经济科学的创新与进步,鼓励原始创新性成果的涌现,促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性研究的学术性、公益性的专门奖项。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由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等六家单位(按参加先后排序)共同主办,每届奖励一个已经实践检验的关于中国经济的重大经济理论,奖金额为人民币二百万元,是目前国内金额最大的社会科学类的奖项,也是中国第一个采取广泛民主推荐、专家公开评选的经济学大奖。

  自2008年至今,已评选八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每届经全国200多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系主要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投票,分别由杜润生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厉以宁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的“整体改革理论”,华生研究组、田源、张维迎的“价格双轨制理论”,马建堂、周叔莲、江小涓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黄达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林毅夫研究组、张军、樊纲的“过渡经济学理论”,李实、赵人伟、陈宗胜的“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获得大奖,引起热烈反响。

  2019年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奖活动已正式启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现向经济学界公开征求推荐候选经济理论。具体事项说明如下:

  1、凡是具有经济学类高级专业职称或财经类博士学位的人士,均可参与推荐。

  2、推荐的经济理论应该是在2009年1月1日前公开的研究成果。重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理论。

  3、推荐同一经济理论的原创者最多可以为三人(或组),既可以是各自独立的研究,也可以是分别进行的研究成果。

  4、欢迎自荐。

  5、推荐或自荐,请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评奖”新浪官方网页直接下载、填写有关表格。填写完毕,请附上相关资料以特快专递或挂号方式在2019年8月1日前(以寄出或电子邮件时间为准)寄送至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秘书处。也可以直接向组委会秘书处索取有关表格填写推荐。如原件邮寄时间紧张,也可以先以电子邮件推荐,随后邮寄材料。

  6、有关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评奖规则等详细情况,请登录评奖网站了解,也可以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组委会秘书处咨询了解。

  7、对符合评奖规则的推荐者,组委会将给予一定方式的感谢。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秘书处联系方法: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礼士胡同54号(100010)

  电话:010-63342936转816/216      传真:010-65270301

  Email:cetia@dfrfund.org.cn

学术委员会+组织机构

  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学术委员会

  主任:

  华  生  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委员: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级教授

  宋  敏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张  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  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陆  毅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及工作机构名单

  一、主办单位(按参与先后排序)

  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二、组织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名誉主席:厉以宁  刘国光  刘鸿儒  江  平  吴敬琏

  主    席:空缺

  委    员:王小凡  毛振华  艾路明  白重恩  华  生  刘  伟

  刘守英  刘迎秋  杨云龙  杨瑞龙  陈东升  张  军

  宋  敏  董志勇  

  三、执行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    席:毛振华

  委    员:王忠明  王晋斌  关敬如  汤炎非  余  振  刘挺军

  刘  宁  杨再平  杨  继  李  刚  沈晓冰  张  辉

  张敬国  张  军  陈  东  罗仲伟  宫晓冬  钟笑寒

  郭  敏  寇宗来

  秘书长:关敬如

  副秘书长:汤炎非(常务) 陈 东  陈  仪  杨  继  陆美贺

  贺 园  教方兴  詹 璐

  秘书处设在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联系方式:

  北京市东城区礼士胡同54号院(100010)

  电话:010-66428855  传真:010-65270301  Email:cetia@dfrfund.org.cn

2019经济理论创新大奖:魏杰获中国经济理论界最高奖

   魏杰院长获中国经济理论界最高奖——2019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大奖 原创: 文化经济研究院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 10月25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评选投票结果出炉。经201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校和国内研究机构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评选,卫兴华、洪银兴、魏杰为主要贡献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研究”名列第一,获得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1980年,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一大批经济理论研究者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对国家、市场、企业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凝聚如王积业、桂世镛、廖季立、高尚全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以及中青年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并被写入十三大报告。卫兴华、洪银兴、魏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研究和理论创新的杰出代表,在国内较早对经济运行机制概念作出界定,并开展系统研究。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与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义,即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其内容相通,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推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机制。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国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进行调节,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由市场机制来引导企业的经营活动,价值规律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魏杰教授对于本理论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对“国家调节市场”的研究,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控制》、《宏观经济政策学通论》和《失衡经济学导论》三本著作集中展现了其对于“国家调节市场”思想的深刻见解,这也直接影响了其后续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与发声。魏杰教授当前对于宏观经济与政策的见解与分析时常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与其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所形成的深厚理论基础密不可分。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一项旨在推动经济科学创新与进步,鼓励原始创新成果,促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研究的学术性、公益性专门奖项。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始创于2008年,每年(或每两年)评选一届,主要奖励已经实践检验的关于中国经济的重大经济理论,奖金额为100万元人民币,是国内目前金额最大的社会科学类奖项。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等单位共同举办,现已成功举办八届。组委会名誉主席包括如下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序):厉以宁、刘国光、刘鸿儒、江平、吴敬琏和萧灼基。 11月23日,组织方将在武汉大学隆重举行“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颁奖典礼”。[详情]

新浪财经综合 | 2019年10月27日 15:05
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卫兴华洪银兴魏杰获奖

   日前,经201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校和国内研究机构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评选,卫兴华、洪银兴、魏杰为主要贡献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研究”获得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1980年代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一大批经济理论研究者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对国家、市场、企业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凝聚如王积业、桂世镛、廖季立、高尚全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以及中青年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并被写入十三大报告。卫兴华、洪银兴、魏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研究和理论创新的杰出代表,在国内较早对经济运行机制概念作出界定,并开展系统研究。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与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义,即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其内容相通,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推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机制。 10月25日组委会委员、主办单位代表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杨瑞龙、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关敬如、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郭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陆毅、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汤炎非,拜访了获奖者代表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清华大学经济文化研究院院长魏杰教授,并正式送交获奖通知书 。[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10月27日 12:07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评审专家第一轮投票结果公告
新浪财经综合 | 2019年09月17日 18:00
经济理论创新奖候选理论:个人财产问题研究
新浪财经 | 2019年08月16日 20:56
候选理论:产权理论、土地使用合约与县际竞争研究
新浪财经 | 2019年08月16日 20:55
经济理论创新奖候选:改革中企业兼并问题的分析研究
新浪财经 | 2019年08月16日 20:55
候选理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财政和货币双稳健政策
新浪财经 | 2019年08月16日 20:54
经济理论创新奖候选理论:分税制与分级财政改革研究
新浪财经 | 2019年08月16日 20:54
候选理论: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
新浪财经 | 2019年08月16日 20:53
候选理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若干研究
新浪财经 | 2019年08月16日 20:53
2019经济理论创新大奖:魏杰获中国经济理论界最高奖

   魏杰院长获中国经济理论界最高奖——2019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大奖 原创: 文化经济研究院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 10月25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评选投票结果出炉。经201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校和国内研究机构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评选,卫兴华、洪银兴、魏杰为主要贡献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研究”名列第一,获得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1980年,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一大批经济理论研究者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对国家、市场、企业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凝聚如王积业、桂世镛、廖季立、高尚全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以及中青年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并被写入十三大报告。卫兴华、洪银兴、魏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研究和理论创新的杰出代表,在国内较早对经济运行机制概念作出界定,并开展系统研究。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与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义,即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其内容相通,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推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机制。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国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进行调节,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由市场机制来引导企业的经营活动,价值规律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魏杰教授对于本理论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对“国家调节市场”的研究,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控制》、《宏观经济政策学通论》和《失衡经济学导论》三本著作集中展现了其对于“国家调节市场”思想的深刻见解,这也直接影响了其后续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与发声。魏杰教授当前对于宏观经济与政策的见解与分析时常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与其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所形成的深厚理论基础密不可分。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一项旨在推动经济科学创新与进步,鼓励原始创新成果,促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研究的学术性、公益性专门奖项。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始创于2008年,每年(或每两年)评选一届,主要奖励已经实践检验的关于中国经济的重大经济理论,奖金额为100万元人民币,是国内目前金额最大的社会科学类奖项。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等单位共同举办,现已成功举办八届。组委会名誉主席包括如下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序):厉以宁、刘国光、刘鸿儒、江平、吴敬琏和萧灼基。 11月23日,组织方将在武汉大学隆重举行“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颁奖典礼”。[详情]

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卫兴华洪银兴魏杰获奖

   日前,经201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校和国内研究机构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评选,卫兴华、洪银兴、魏杰为主要贡献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研究”获得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1980年代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一大批经济理论研究者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对国家、市场、企业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开创性探索,凝聚如王积业、桂世镛、廖季立、高尚全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以及中青年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并被写入十三大报告。卫兴华、洪银兴、魏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研究和理论创新的杰出代表,在国内较早对经济运行机制概念作出界定,并开展系统研究。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与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义,即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其内容相通,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推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机制。 10月25日组委会委员、主办单位代表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杨瑞龙、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关敬如、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郭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陆毅、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汤炎非,拜访了获奖者代表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清华大学经济文化研究院院长魏杰教授,并正式送交获奖通知书 。[详情]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评审专家第一轮投票结果公告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评奖评审专家第一轮投票表决,从2019年8月21日开始,至9月16日截止,以记名通信表决的方式进行收到表决票179张。9月17日下午由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组织进行现场计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现场监督公证,按照预定的规程进行完毕,结果如下: 现场计票确认有效表决票为176张,参选理论获得赞成票数是: 参选理论序号 参选理论名称 赞成票得票数 票数排序 1 比较产权研究的若干启示与假说 42 3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研究 33 6 3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研究 65 1 4 灰色收入理论与实证研究 38 5 5 劳动力市场概念的政策突破与理论论证 39 4 6 以金融市场率先改革开放推动中国整体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探索与研究 10 9 7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若干研究 5 12 8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 11 8 9 分税制与分级财政改革研究 19 7 10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财政和货币双稳健政策的分析研究 9 10 11 改革中企业兼并问题的分析研究 0 13 12 产权理论、土地使用合约与县际竞争研究 49 2 13 个人财产问题研究 7 11 按照《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奖实施细则》,获得赞成票前两名的理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表决。 特此公告。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 2019年9月17日[详情]

经济理论创新奖候选理论:个人财产问题研究

  一、候选理论名称 个人财产问题研究 二、主要贡献人候选人 王一鸣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简介(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编订) 原《青年论坛》社长王一鸣关于个人财产问题研究集中体现在1998年出版的《论个人财产》一书,该书是我国较早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个人财产问题研究的专著。《论个人财产》对个人财产概念、质与量、及其运作方式和运作市场进行了研究,并将个人财产划分为四个层次和阶段,该书还阐述了个人财产原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该项研究有助于推动个人财产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 五、推荐理由(由推荐人/推荐机构提供) (一)个人财产理论集中体现在《论个人财产》一书中。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个人财产研究的专著,认为个人财产有单个和集合的概念,并且有质和量之分,不同质量的个人财产有不同运作方式和运作市场。认为个人财产分生存财产、日用财产、保值增值财产、任意处置的财产四个层次和阶段。该书系统地阐述了个人财产原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体表述为:1.个人财产的拥有及差异问题。个人所有的生存财产会形成消费财产;个人所有的储蓄、投资会形成各类企业,个人所有的纳税人的赋税会形成国家财产(包括国有企业)。这个架构的逻辑顺序是:生而为人必须拥有一份自己的财产(基本人权);个人拥有的财产是有差别的,也就是个人拥有的财产是不平等的;个人财产的层次化(差异性)有其原因,要进行社会制度及其他因素的综合分析。2.个人财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方面,民众无论追求哪个层面的个人财产都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说追求个人财产本身就是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本身也应包括个人财产状况的改善,否则便谈不上经济发展。同时,个人财产达到一定的层次也更有利于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3.股份制是个人财产运作的较好形式。个人财产直接投资企业,或通过股票市场间接投资企业,实际上是由生活消费领域进入生产投资领域,财产性质发生了变化。由生活到生产,由消费到投资,由家庭到企业,由个人到集体,股份制就是较好的运作形式。正是个人财产进入股份制运作阶段,信用制度得到空前发展,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及信息网络日趋成熟,构成了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 21世纪的中国由传统的实业形态的农业国跨入工业化和金融化的价值形态社会,国家、企业、个人结成了前所未有的利益共同体,存在着对内对外的利益冲突和协调问题。个人财产越来越社会化,呼唤着法律与政策的保护。 (二)个人财产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课题,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意义。《论个人财产》是王一鸣于199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比较集中地反映出我国以至更大范围内对个人财产理论研究的水平。著名学者刘鸿儒先生给予评价为:“个人财产及其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是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薄弱部分,系统地、全面地研究成果更少。作者的研究可以说是补上一部分空白。作者能够勇敢的选择这个主题,是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初级阶段,如不从理论到实践解决好如何对待私有财产问题,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将无法正常发展。”论文答辩后,经修订于1998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由人民出版社再版。该书出版前,《江汉论坛》、《中国经济时报》、《经济评论》、《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发表了有关内容。该书出版后《人民日报》等发表了书评,个人财产的研究和实践得到了拓展和延伸。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民众对个人财产概念及内涵,需要更多的了解。比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财产表现的异同;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个人财产如何由高储蓄向加重消费转化;个人财产的国际化问题等。《论个人财产》在个人财产研究这个领域目前仍居领先地位,对民众熟悉、准确把握、引用和运用有关个人财产概念,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作用;也有助推动个人财产理论有更深入的研究。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王一鸣,《论个人财产》,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人民出版社2010年再版。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详情]

候选理论:产权理论、土地使用合约与县际竞争研究

  一、候选理论名称 产权理论、土地使用合约与县际竞争研究 二、主要贡献人候选人 张五常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简介(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编订) 张五常是产权理论和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在改革开放初期,他结合国情将产权理论引入到中国,影响了一代经济学人,推动了国内对产权的认识和改革实践。凭借深厚的经济学造诣,他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分析及建议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张五常后来的研究中将中国的经济制度看作一个庞大的合约组合,由于县级政府在土地使用权配置的关键作用,对上级政府和域内企业分别构成合约分成关系,推动了县际竞争,从而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给出了新视野的诠释。 五、推荐理由(由推荐人/推荐机构提供) (一)张五常是产权理论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在产权界定、合约安排、 交易费用理论等方面有不少真知灼见,对产权理论做出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初期率先将产权理论引入中国,并对中国产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张五常通过长期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观察、思考,在《中国经济制度》论文中提出了县际竞争理论。县际竞争理论认为,从权利等级制合约安排制度转向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合约制度安排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承包合约的扩张与县际竞争的分成合约制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最优制度安排。承包责任合约制度不仅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还在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或投资者)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了充分应用。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出发,将中国的经济制度视为一连串承包合约的组合、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基于 “佃农理论”,如果这种承包合约关系具有一定弹性,合约分成比率可以根据土地的条件做出相应的调整,就可以实现土地有效率的使用。因此具体行使土地配置权利的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看成是租金分成合约,与域内企业之间也是分成合约关系。在与上级分成比例既定的前提下(增值税率固定),县级政府为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通过土地使用权的主动配给来吸引外部资金流入,而外部资金流入的规模越大,地方经济发展就会越快,县级政府政绩就越好,则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绩效就越明显。高强度竞争下县域经济的活力是中国经济得以高增长的关键。 张五常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一连串的承包合约的组合,“这组合不是引用到个别农户或个别国企,而是引用到有地理界线划分的地区去”,“这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重心所在”。 (二)张五常是产权理论和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他对产权理论的主要贡献有:对“科斯定理”进行释义和补充;提出分成地租制可以成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决定市价的两大基础是局限条件下的利益大化和需求定律;认为只有市价准则不存在租值消散。 张五常在改革开放初期,率先将产权理论介绍到中国,并第一次以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开展系统研究。张五常以纯粹的制度分析对中国的农业改革、城市企业改革、中国金融改革及中国腐败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并影响了中国一批改革者与青年经济学者。张五常对推动我国产权理论的研究,并进而推动我国产权制度的改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2008年他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出发,将中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提出通过对土地的有效率的运用,县际竞争使中国经济走出1993-2000年的困境,并且开启高速增长的通道,为解释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张五常,《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易宪容译, 商务印书馆,2000年。 2.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易宪容、张卫东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3.张五常,《卖桔者言》,香港信报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 4.张五常,《中国的前途》,香港信报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 5.张五常,《再论中国》,香港信报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 6.张五常,《中国的经济革命》,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 7.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花千树出版社,2008年。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详情]

经济理论创新奖候选:改革中企业兼并问题的分析研究

  一、候选理论名称 改革中企业兼并问题的分析研究 二、主要贡献人 叶金生、张汉生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简介(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编订) 企业兼并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生产要素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到最能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这对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较少的中国,让企业有效地利用资源,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实现工业化明智的现实选择。在该研究指导下,武汉成立了第一家企业兼并市场,为企业兼并提供了市场条件和场所。随着企业兼并在全国蓬勃兴起,企业兼并市场(后称产权市场)的纷纷问世,推动了要素市场的发展。 五、推荐理由(由推荐人/推荐机构提供) (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各种社会形态不仅以自己特有的经济现象彼此区别开来,而且以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互相联系着。商品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也存在商品生产,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商品生产经营者追求的是利润,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势必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同时开展竞争。竞争出现优胜劣败,失败者倒闭后,获胜者将其兼并过来,形成一定的规模经营。一旦形成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相当的高额利润就可以实现。只要生产经营者追求高额利润的欲望不终止,兼并的现象就不会消失。概括这一客观现象一般规律的理论就是企业兼并理论。 (二)在中国大陆,第一次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兼并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是商品经济的普遍规律,它存在于商品经济的整个过程之中,不论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如何,都是客观存在的。企业兼并理论主张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生产要素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使价值达到最大化。这对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较少的中国,让企业有效地利用资源,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实现工业化明智的现实选择。 企业兼并造成生产经营的集中,使生产经营能够形成一定的规模,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兼并理论的指导下,武汉成立了第一家企业兼并市场,为企业兼并提供了市场条件和场所。随后,企业兼并在全国蓬勃兴起。企业兼并市场(后称产权市场)亦纷纷问世,有力推动了要素市场的发展。对健全和完善以产权为核心的市场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企业兼并牵动各方的经济利益,涉及到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触动了企业产权这个最敏感的神经,加大了改革的力度,推动了改革的深化。通过企业兼并,又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把着重点由注意资产增量的增加转变为注意资产存量的调整。把改革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了,成为改革与发展的共振点。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叶金生、张汉生,《企业兼并中的新课题》,《长江日报》,1988年5月6日。 2.叶金生、张汉生,《论企业兼并市场》,《长江日报》,1988年5月27日。 3.叶金生、张汉生,《企业兼并的理论与实践》,《长江日报》,1988年6月13日。 4.叶金生、张汉生,《企业兼并与所有制改革》,《长江日报》,1988年7月29日。 5.叶金生、张汉生,《论企业兼并的发展趋势》,《长江日报》,1988年9月30日。 6.叶金生,《论企业集团》,《长江日报》,1988年9月30日。 7.叶金生、张汉生,《引入兼并机制重塑产权结构》,《学习与实践》,1988年3月。 8.叶金生、张汉生,《企业兼并的理论与实践(上)》,《学习与实践》,1988年7月. 9.叶金生、张汉生,《企业兼并的理论与实践(中)》,《学习与实践》,1988年8月。 10.叶金生、张汉生,《企业兼并的理论与实践(下)》,《学习与实践》,1988年9月。 11.叶金生、张汉生,《企业兼并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出版社,1989年出版。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详情]

候选理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财政和货币双稳健政策

  一、候选理论名称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财政和货币双稳健政策的分析研究 二、主要贡献人 陈东琪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简介(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编订) 该研究提出的“双稳健”政策,“稳”是政策取向要保持平稳、稳重,;“健”是政策操作要健康、科学;“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要稳健。该理论三个重要特征:追求平稳运行;财政、货币政策的取向相同;操作过程强调中性,保持既不扩张、又不收缩的宏观调控总体姿态和意图。 “双稳健理论”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繁荣后的萧条风险提供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意义的解决方案。 五、推荐理由(由推荐人/推荐机构提供) (一)2004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格外引人注目,对这个快速趋势的反应和评价,国际上的声音不绝于耳。时而有“中国传递通货膨胀”的声音,时而又有“中国传递通货紧缩”的声音;时而有“中国威胁”的声音,时而又有“中国即将崩溃”的声音。此时美国学者克拉斯穆尔·佩佐夫提出的“2008中国大萧条预言”,引起了经济学界强烈反响。对此如何反应?陈东琪认为,避免中国经济大萧条的办法是实行“双稳健政策”。基于此,以他为首的团队系统地提出了“双稳健”理论。 本理论提出的“双稳健”政策有三个涵义,一是“稳”,就是政策取向要保持平稳、稳重,不会发生大、急剧的变化;二是“健”,就是政策操作要健康,要注意科学;三是“双”,即稳健不单指一个方面,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要稳健。该理论还前瞻性地归纳出“双稳健”政策的三个重要特征:一是追求平稳运行;二是组合模式中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取向相同;三是其操作方式和手段更为强调中性、中庸,强调走中间道路,保持既不扩张、又不收缩的宏观调控总体姿态和意图。 实施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既适应了经济周期阶段性变化的客观趋势,有其必然性;又符合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观追求,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精神,有其必要性。双稳健政策的基本目的是,在实现短期总量平衡基础上,努力争取长期动态意义上的可持续增长,在进一步减少周期波动的同时,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双稳健政策主要体现稳健精神,追求平稳运行,财政、货币政策选择的取向相同,操作方式和手段更为中性、中庸,强调在经济周期变化的一定阶段宏观调控不得不走中间道路。双稳健政策更为强调均衡、区间和微调这样三个基本的意识。 一是均衡意识,即追求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缓解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不断出现的新矛盾,按照统筹兼顾思想,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内外经济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各个经济利益集团之间,实现相对均衡和协调发展,进而使国民经济实现静态均衡。同时,又希望短期的政策取向和措施操作,不要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相矛盾,不要给长期稳定增长设置障碍,短期宏观调控要为长期动态均衡做出贡献,在短期动态均衡和长期动态均衡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二是走廊意识。和整个稳健政策一样,双稳健政策努力在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目标时,在一个经验形成的“走廊”或“政策”调控箱内实现稳定目标。这样就可以使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趋势,防止出现大起大落。表现最为突出的经济走廊有:经济增长走廊、物价走廊、货币走廊等。 三是微调意识。作为稳健政策的一种较为典型的形式,“双稳健”政策更为强调政策措施出台的时机、节奏、力度、频率和组合搭配的科学把握,更为强调“双向微调”。即根据国民经济景气变化的不同趋势或“风向”,做出“逆风向”的向上或向下的微调。 (二)中国如何通过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改善宏观调控---避免出现繁荣后的萧条?这个问题,不仅国外学者在关心,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警告,而且国内经济和社会各界也在认真思考和寻求防范方案,“双稳健理论”为我们应对这个可能的风险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实际可操作意义的解决方案。可以说,该理论是关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方面的一部创新之作。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建立的政策框架,对于发展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理论,改善宏观调控,提高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的效果,都具有重大意义。该理论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1、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双稳健政策组合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政策选择和操作方式等问题。 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也即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优化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保持物价稳定、实现充分就业等。该理论从什么是双稳健政策、为什么要实行双稳健政策、如何实施双稳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入手,对“双稳健”政策组合模式的适应条件、操作原则和手段等做了很精辟的论述;对“双稳健”政策组合下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均衡增长、积极就业、适度投资、扩大消费、产业协调发展、价格基本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等多方面的政策选择、操作方式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可以说,该理论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宏观调控政策操作体系。 2、提出了许多前瞻性和创新性的观点和建议。 该理论不仅创新性地提出了“双稳健”政策的内涵,还前瞻性地归纳出 “双稳健”政策的三个重要特征:一是追求平稳运行;二是组合模式中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取向相同;三是其操作方式和手段更为强调中性、中庸,强调走中间道路,保持既不扩张、又不收缩的宏观调控总体姿态和意图。对于“双稳健”政策的基本意识,作者指出,作为稳健政策的一种较为典型的形式,双稳健政策更为强调均衡、区间和微调这样三个基本的意识。 该理论指出,实行“双稳健”政策的基本目的是,在实现短期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努力争取长期动态意义上的可持续增长,在进一步减少周期波动的同时,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 对于实行“双稳健”政策的必然性,作者强调:20世纪90年代中期走出短缺后,市场内在稳定器逐渐形成,政府直接干预逐渐减少,这是实行双稳健政策的第一个充分条件;实行双稳健政策是经济周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这是第二个充分条件。 作者进一步强调,实施双稳健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取向操作都采取中性姿态,贯彻稳健精神,有利于延长经济周期的繁荣时间,缩短衰退时间,可以获得削峰填谷的熨平周期波动的效果,同时还可以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留下更多的空间和时间。 3、研究方法严谨务实,作了大量系统而全面的历史分析与比较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该理论研究也秉承作者一贯严谨、务实的学术风格。每一种观点和研究结论的提出,都十分注重横向、纵向和中外比较,避免以偏概全。作者掌握了大量翔实的数据资料,使立论有了坚实的基础。以往有关著作多是理论层面的探讨,依据的资料也多是概要的数据,而该理论则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同时对一些重要文献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使立论建立在对各种数据资料进行充分分析的客观基础之上,翔实的资料不但是该理论的特色之一,也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许多较为有益的参考资料。 4、该理论提出后,被政府相关部门所采纳,对于完善我国宏观调控手段和机制具有积极作用,在学术研究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该理论提出10多年来,相关成果被学术研究界多次引用,被政府部门采纳,2005-2007年我国实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即“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获得国家宏观调控主管部门主要领导同志的肯定性批示,对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手段和机制、提高宏观政策效果起到了积极作用。 2005年,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同志批示:“大作有新意,有启发。勇于探索,特别是在实证基础上超前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可佳”。 从应用情况看,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人民论坛》、《宏观经济管理》、《中国经济时报》等国内一流期刊报纸上,《人民日报》、《学术研究》、《开放导报》、《中国经济导报》等近10家媒体刊发了国内学者对该理论的书评,在学术研究界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为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双稳健”的政策内涵以及操作思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依据。 回头看来,陈东琪等人于2003-2004年提出的“双稳健”理论和政策主张,对2005-2007年国家实行“双稳健”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 “双稳健”政策不仅在2005-2007年防止经济过度泡沫化,避免过度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繁荣后的调整防止过度衰退,避免“大萧条”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双稳健政策——中国避免大萧条之路》(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章《为什么要实施双稳健政策?》,即全书的总论部分,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陈东琪撰写。 他分析指出,自1993年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经济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之中和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而提高宏观调控效果的最重要途径是选择最合适的宏观政策取向。一般而言,宏观调控政策由财政、货币政策组成。从单一角度看,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会随着经济景气度的变化而做出松紧度不同的选择,一般有“松”(扩张型)、“中性”和“紧”(紧缩型)三种姿态(状态),两者有九种搭配方式。严格理论意义上的双稳健政策,是指财政、货币政策都采取中性姿态,在前述9种政策模式中选择“双中性模式”,即选择中性财政政策+中性货币政策的组合搭配模式。 在政策措施操作上,他提出,稳健财政政策的措施操作要注意:合理确定建设国债规模、财政赤字规模,合理确定财政支出的比重和投向,合理确定税收增长区间,建立健全财政风险防范机制等。稳健货币政策的措施操作要注意:稳定货币和信贷增长,微调利率,灵活操作公开市场业务等间接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等。同时,考虑到稳健措施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运用这个政策取向来应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形势,可以用这个政策取向来应对2008年前后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变化,从而避免佩佐夫预测的“2008年中国大萧条”。 他强调,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为了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微调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经济衰退和繁荣到来之前,要注意运用逆向微调而不是急剧扩张或急刹车的调控方式。除了在萧条期的刺激和过热期的紧缩的综合政策力度强一些以外,其他时期的综合政策力度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小,尽可能采用“经济下行则向上微调,经济上行则向下微调”的方式,以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保障平稳增长。 全书其余各章作者及其贡献如下: 第二章《稳健的财政政策操作》,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宋立、王元撰写。作者指出,财政政策从积极走向稳健,可以减轻未来财政金融风险,促使经济实现长期动态均衡增长,拉长经济周期。操作措施上,要实现国债投资的“相对淡出”而不是“绝对淡出”,合理确定财政赤字规模、税收增长区间以及财政支出的比重和投向,实现财政动态均衡。 第三章《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宋立撰写。他指出,要坚持“总体稳健、松紧适度、结构优化”的原则,操作措施上注意“斟酌使用、协调配合”,注重连续性、稳定性与灵活性、应变性有机结合,通过稳定货币和信贷增长、微调利率灵活操作公开市场业务、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等手段,调节优化信贷结构,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第四章《均衡增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王小广撰写。作者提出,均衡增长是物价和就业形成均衡状态下的经济增长。从动态角度看,其基本性质表现为时间上的平稳和空间上的协调。政策操作上,当经济增速达到或超过9%时,宏观调控就要偏紧一些,以防止过热;当经济增速降至或低于7%时,宏观调控就要偏松一些,让经济不再减速,防止过冷。 第五章《积极就业》,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杨宜勇撰写。他提出,与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相适应,要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要求不仅要关注就业岗位数量的增长,还要注重促进有效就业需求的扩张,通过深化劳动就业体制创新、大力发展服务业、改善自主创业环境等途径开创一个就业机会更多、就业更加公平、就业效率更高的新局面。 第六章《适度投资》,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刘立峰撰写。作者提出,在实施双稳健政策时期,如何选择适度投资的发展模式更加重要。适度投资是指满足某些经济约束条件,符合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投资,是既不出现过热,又不出现过冷,保持中性增长姿态,并与消费需求保持协调互动趋势的投资。要坚持“适度、均衡、协调”的政策导向,正确处理好城乡、地区以及产业之间的投资关系,处理好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保证投资既要较快增长,又不破坏各种必要的平衡关系。 第七章《扩大消费》,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樊彩耀撰写。作者提出,不断扩大消费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实施双稳健政策时期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客观需要。在适度投资和进出口增长趋于稳定的条件下,要扩大内需,就要通过增加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消费。 第八章《产业协调发展》,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王岳平、王云平撰写。作者提出,产业协调发展是双稳健政策在产业政策中的具体体现。产业协调发展要求各产业的发展要保持互需互动、协调推进趋势,坚持“农业稳国、工业强国、服务富国”的产业协调发展战略,实现农业稳定增长,更多依赖技术进步和信息化使工业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统筹考虑三次产业均衡协调增长的同时将愈益增多的精力转移至服务业发展上来。 第九章《价格基本稳定》,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王学庆撰写。本章提出,双稳健政策在价格方面要实现的目标是维持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既要防止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又要防止出现通货紧缩。中国未来5-10年大致可以定在CPI上涨1-5%,其中,3%可以看成是自然通货膨胀率;1%为下限,属于转向通货紧缩的分水岭;5%为上限,是今后较长时期内通货膨胀的“警戒线”。 第十章《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叶辅靖撰写。他提出,稳健的国际收支政策应当是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在“略有赤字”和“略有盈余”中进行选择。汇率改革和调整方面主要考虑两点,一是择机推进汇率形成机制创新,二是即使采取稳妥、渐进的政策措施释放升值压力。 本书附录一《西方经济学者论财政、货币政策》,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科研管理部石康、罗蓉撰写;附录二《中国学者论财政、货币政策》,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刘泉红撰写;附录三《1929年以来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变》,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陈长缨撰写;附录四《1978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变》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吴晓华、曾智泽撰写。整个研究附录部分从凯恩斯学派、奥地利学派、新古典综合派、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等西方主要经济学派及其财政、货币政策主张,当代西方经济学者有关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观点;国内学者如黄达、贾康、刘溶沧、夏斌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官员戴相龙、金人庆等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关论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综述;并且对1929年以来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以及1978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作了较详尽的比较分析。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再论双稳健政策——关于财政政策的相关概念及下一步财政、货币政策取向》,《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2期。 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形势分析课题组:《经济处于新一轮增长期,宏观政策宜实行“双稳健”》,载《国有资产管理》,2003年第11期。 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形势分析课题组:《今年V型反转,明年牛势不改》,载《中国证券报》,2003年9月30日。 4.陈东琪等,《双稳健政策——中国避免大萧条之路》,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详情]

经济理论创新奖候选理论:分税制与分级财政改革研究

  一、候选理论名称 分税制与分级财政改革研究 二、主要贡献人 贾康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简介(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编订) 改革开放以后,行政性分权的财政体制的弊病日显。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分税制和分级财政的理论与实践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研究人员的关注。贾康是在1980年代后期最早提出我国应确立分税制和分级财政改革方向的学者之一,并长期专注于相关问题的讨论研究,持续发表大量研究文章,对我国1990年代中期实施的分税制和分级财政改革及其以后的深化推进,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推荐理由(由推荐人/推荐机构提供) (一)从中国完成现代化经济社会转轨的战略全局出发,借鉴国际经验,基于对财政体制功能与意义的透彻学理认知,以及我国传统体制、过渡体制下财政体制弊病的深入剖析,论证了“建立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应作为中国财政改革基本思路的理论框架,形成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认识体系,以支持引出相关改革方案与要领设计,并针对与此相关的疑虑、纠结,给出了基于学理的论证、阐释和激浊扬清的辨析。 (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关键内容之一,财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旨在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社会转轨中,成为几轮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以财政体制实行“分灶吃饭”为突破口的分权改革之后不久,这种“行政性分权”财政体制的局限性便逐渐显现,如何确立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使之能够匹配市场取向改革和“三步走”现代化事业的全局要求,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贾康于80年代中期较早地致力于以财政分税制的理论研究和认识创新,服务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积极深化财政基础理论研究、分析借鉴财政体制与运行的国际经验的研究成果支撑下,明确地提出:建立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并对此展开理论上的深入分析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改革基本思路与实施要领的持续研讨,形成了系统化、条理化的认识与对策主张。他的研究成果自1986-88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财政研究资料》等刊物发表后,又多年持之以恒地进行后续深入研究,结合美国等国际经验的启示,对中国财政改革相关问题不断形成和发表高水准、有份量的论文、文章与专注,对相关理论研讨形成有利推动,对国家管理部门的改革思路决策和方案设计,产生重要参考与影响作用。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施前后,他还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汇在中央电视台的改革系列讲座节目中,形成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对于改革推进与深化的支持和贡献。其后,在多年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中,他继续持之以恒地进行关于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研究,著述颇丰,影响遍于国内国际。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主张和促进、深化分税制改革的最前沿,基于学理和实证分析,批驳了把基层财政困难、隐形负债和土地财政短期行为等矛盾问题归咎于分税制的观点,针对1994改革后的现实情况,系统化地提出了深化财政分税制改革的务实思路与相关要领。 (三)贾康同志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 1、大方向与基本思路。在理论层面分析阐释分税制与市场经济体的内在关系,论证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决定了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和基本思路是“建立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 2、对问题的深刻剖析与分税制改革的核心内涵。基于全面、深入分析明确指出,传统的高度集中财政体制和改革开放初期“分灶吃饭”式的分权财政体制存在的共同弊病,是一向以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和形成资源配置的“条块分割”,均不能在解放生产力导向下真正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实践中必须顺应市场经济内在逻辑,把“分灶吃饭”形成的行政性分权,通过分税制改革升级为“经济性分权”而寻求长治久安。 3、系统化分析论证了分税制改革所应形成的分级财政体制的基本特征、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启示与中国实施分税制改革的基本要领。(见论著) 4、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深化分级财政体制改革的重大现实问题剖析与体制优化目标。 基于大量深入调研,明确指出基层财政困难、隐性负债和土地财政短期行为等,是分税制改革深化不到位而出现的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以扁平化的中央、省、市县三级架构为前提,在继续深化分级财政改革中达到“财政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一级政权,配之以一级合理事权,以及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境界,再加上三级框架中的“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辅之以横向转移支付”,使中国即使最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也具备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能力,从而以财政制度安排的高水平创新改造,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全局。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贾康.《深入进行财政体制改革的设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第10期。 2.贾康,《对财政体制改革方向的思考》,《财政》,1987年第2期。 3.贾康,《近中期财政体制改革思路的探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8年第4期。 4.贾康,《美国财政体系的特点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改革》,1990年第2期。 5.贾康,《分税制改革与中央、地方政府间关系》,《改革》,1990年第4期。 6.贾康,《市场取向的改革与改革的配套》,《财政研究》, 1993年第4期。 7.贾康,《逐步建立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经济导刊》,1994年第1期。 8.贾康,《财政职能及平衡原理的再认识》,《财政研究》, 1998年第7期。 9.贾康,《财政本质与财政调控》,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 10.贾康、白景明,《中国政府收入来源及完善对策研究》,《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11.贾康,《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评析》,《财经科学》,1999年第5期。 12.贾康、白景明,《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 13.贾康,《转轨时代的执着探索:贾康财经文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14.贾康、白景明,《中国地方财政体制安排的基本思路》,《财政研究》,2003年第8期。 15.贾康、冯俏彬,《中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10年回顾》,《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2期。 16.贾康、白景明,《关于中国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安排的基本思路》,《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2期。 17.贾康、刘军民,《非税收入规范化管理研究》,《税务研究》,2005年第4期。 18.贾康、阎坤,《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中长期思考》,《管理世界》,2005年第8期。 19.贾康,《正确把握大思路 配套推进分税制——兼与“纵向分两段,横向分两块”的主张商榷》,《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2期。 20.贾康、刘微,《注重民生、优化结构、创新制度、促进发展—中国公共财政的转型之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年第10期。 21.贾康,《关于财政理论发展源流的概要回顾及我的“公共财政”观》,《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4期。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详情]

候选理论: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

  一、候选理论名称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 二、主要贡献人候选人 李拉亚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简介(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编订) 李拉亚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理论的研究。他认为不能依据理性预期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实践和指导中国经济政策,根据中国的实践,预期不是完全理性的,具有粘性和突变性特点,李拉亚在五大假设条件上建立了自己的粘性预期理论,认为预期具有粘性和突变性两个特点。李拉亚在粘性预期理论基础上解释中国通货膨胀机理,为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五、推荐理由(由推荐人/推荐机构提供)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始于研究中国1988年那轮通货膨胀。该研究认为,随着改革开放进程,预期已在中国经济中发生重大作用。但是,依据中国的实践,预期不是完全理性的,具有粘性和突变性特点。因此,不能依据理性预期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实践和指导中国经济政策,需要针对预期的粘性和突变性特点创立新的预期理论体系。 李拉亚在1991年出版的著作《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第224-228页)建立了“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体系的4个假设条件,后来李拉亚在1995年出版的著作《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第49-54页)又增加了一个信息时滞假设条件。这5个假设条件是:(1) 黑箱和灰箱假设。(2)信息成本假设。(3) 信息时滞假设。(4) 预期学习假设。(5) 错误预期不能持久假设。前四个假设条件与理性预期理论假设条件针锋相对。在五大假设条件基础上,李拉亚建立了粘性预期理论,认为预期具有粘性和突变性两个特点。从长期看,粘性预期理论接近理性预期理论。从短期看,粘性预期理论接近凯恩斯的不确定性预期理论。在粘性预期理论基础上,李拉亚建立的理论体系,用以解释中国通货膨胀机理,为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该研究在政策理论上具有两大构成部分:一是预期管理理论,这主要体现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中。二是不确定性理论,提出了类似于宏观审慎管理理论的一些思想,这主要体现在《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中。粘性预期理论贯穿这两本书中,是这两本书的理论基础。 该研究强调政府要影响预期和稳定预期,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和《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两书中,李拉亚为克服政府与公众预期不一致造成的经济波动和政策效率降低问题,试图通过公布政策目标、政策规则和实现目标的政策手段,以及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声誉,实施透明政策,传递政策信息,引导公众配合政府政策,进行预期管理,以达到稳定预期的目的,从而达到提高政策效率、减少经济波动和减少不确定性的目的。该研究还提出了前瞻性指引的思想萌芽。这一理论与欧美经济学界2003年问世的预期管理理论类似,但没有使用预期管理这个词,只使用了稳定预期这个词。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研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问题时,形成了不确定性理论。该研究认为经济系统内在产生不确定性,研究了不确定性对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的影响,强调政府要防范和化解不确定性对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的影响。该研究可划分为宏观投机资本理论和宏观审慎管理理论基础两个部分。 宏观投机资本理论,研究了投机资本的作用,估算了投机资本规模,研究了投机资本与泡沫的关系。该研究分析了投机性货币需求与泡沫的关系,认为投机性货币需求会挤占实体经济的贷款并导致实体经济的供给减少,已经认识到单靠利率政策不能抑制住房地产泡沫,还需要有选择的贷款配给政策。 不确定性理论关于宏观审慎管理基础理论部分的内容为,研究了金融系统与经济系统联系,顺周期性和逆周期调节,提出了逆周期调节可能导致的问题及克服方法,系统性风险的一种形成机制,债务失控问题,经济系统内在产生不确定(即系统风险),不确定性测度,货币交易方程式的杠杆特点,资产组合理论推广等。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还对经济数理模型做了一些研究。 该研究的主要贡献有: (一)对基础理论的贡献 任何理论体系建立都需要假设条件,这是理论大厦的基础。“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的几个假设条件的提出时间,都早于欧美经济理论界类似假设提出时间。准则和法则也是基础理论一部分,可作为策略的理论指南。“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提出的企业定价准则,也早于欧美经济理论界的类似准则提出时间。该研究的这些假设和准则突破了原有理论框架,为经济理论发展做出了基础性贡献。 1、较早提出了类似Sims理性疏忽的思想 我们先看粘性预期理论第二个假设(李拉亚1991,p.226):“2.信息的边际成本等于决策的边际收益。经济行为者收集信息要付出代价,如时间,金钱等等,这些代价就是成本,即获取信息的成本。信息收集得越多,对预期的准确性帮助也就越大。但是收集信息的成本也随收集信息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收集信息的成本大于正确决策所带来的利润,那么这就得不偿失。一个理性的经济行为者在收集信息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放弃进一步收集信息的努力。” 我们再看理性疏忽理论的论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ims(2003)正式提出理性疏忽理论之前,Sims(1998)已给出了理性疏忽思想的经典论述:“因为在有限的时间个人有许多的事情要考虑,他们仅能投入有限的智力资源于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从个人的经验中我们知道许多我们每日都会看到的原则上会影响到我们最佳经济决策的数据,事实上并没有影响我们的行为。除非它们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或者我们偶然花一些时间重新评估自己的资产组合,它们才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Levy et al(2005))在研究价格信息变化时指出:“理性疏忽的基本思想是处理价格变化信息不是无需成本的行为。”“如果处理某种价格变化信息的成本超过收获,消费者会理性地选择疏忽那种价格信息变化,因之不对那种价格变化做出反应。” 李拉亚关于经济人只收集部分信息而放弃收集其余信息的思想与理性疏忽关于经济人只注意部分信息而疏忽其余信息的思想是一样的。李拉亚把时间作为单独一项列入信息成本与Sims关于经济人注意力有限是对应的。经济人把有限的时间分配到不同的信息上,也就是把有限的注意力分配到不同的信息上。 李拉亚的理论贡献表现在:虽然经济学家长期来就完备信息假设和不完备信息假设争论不休,但争论焦点是信息是完备的还是不完备的,信息有成本还是无成本,没有聚焦在可利用的信息和实际使用的信息上。李拉亚的信息边际成本等于决策边际收益的理论贡献是,在所有可供利用的信息中,它只使用了其中一部分。这就是说,它区分了所有可供利用的信息和经济人做决策时实际使用的信息,并要求信息的边际成本等于决策的边际收益。这为不完备信息理论注入了新内容。这与理性预期理论强调经济人充分使用所有可供利用的信息不一样,是对理性预期理论关于完备性信息假设的突破。李拉亚理论中的经济人,只具有有限理性,和有限处理信息的能力。在做经济决策时,他不追求全局最优,只求局部最优。这与有限理性理论一脉相承。李拉亚认识到只使用部分信息会导致误差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信息混淆。他得到的不确定性是内在产生的,这与理性预期理论强调不确定性外在产生是不同的。特别地,李拉亚细化了有限理性理论关于信息成本的思想,认为信息成本不仅与金钱相关,还与人的时间相关。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只能把有限时间集中使用在几个方面,不可能面面俱到。由于个人时间有限和个人处理信息能力有限,经济人更新信息是缓慢的,预期是粘性的。 2、较早提出了类似曼昆和赖斯的粘性信息理论的假设 我们先看粘性预期理论的第三个假设(李拉亚1995,p.52):“3.信息时滞假设。信息的发布和取得与经济变量不一定同步。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信息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或者说信息是瞬时的,不存在时滞的问题。在现实经济中,信息的公布之日与它反映的经济变量的变动之间要相隔一段时日,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明显。同时经济人收集已有信息不但需付出成本,也需付出时间。信息的时滞,导致预期不会在短期内很快改变。信息的成本和时滞,使经济人在收集新信息上所需时间延长,难以对经济变量的变动做出瞬时反映,从而预期呈现粘性。当然,一旦经济人取得所需信息会迅速做出反应,尽快调整自己的预期。”粘性预期理论的第二个假设采用部分信息代替全部信息来降低信息成本。粘性预期理论的第三个假设则是采用时滞信息代替现期信息,是另一种降低信息成本方式。 我们再看粘性信息的论述。曼昆和赖斯(Mankiw & Reis(2002))提出粘性信息理论。他们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做价格决策时,因为获得信息需要成本和重新优化成本,只有部分企业使用现期信息和新计划,其余企业仍然使用原有计划和过期信息。因此曼昆和赖斯称他们的模型是粘性信息模型。赖斯(Reis(2006))指出,因为经济人做预期和决策时获得信息和处理信息是有成本的,经济人不经常更新信息和计划。虽然预期是理性的,但预期不经常更新。经济人在前后两次更新信息的中间阶段处于疏忽信息状态。 李拉亚的理论贡献是,采用滞后信息是对理性预期理论使用现期信息假设的一个突破,对丰富不完备信息概念做出了贡献。信息时滞这一概念不仅与粘性信息概念在思想意义上一致,在表述上也与粘性信息的过期信息贴近。 3、较早提出了预期异质性思想 预期异质性,是当前经济理论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预期管理理论的基础。许多经济现象均与预期异质性有关,可以通过预期异质性解释。 粘性预期理论的第一个假设就是预期异质性假设(李拉亚,1991,p.225;李拉亚,1995,pp.50-51)。在该假设中,经济人分为两组。一组是绝大多数人(即公众),他们不了解经济系统的模型结构,采用黑箱假设预测未来。模型黑箱假设,与适应性预期假设较为一致。另一组是有一定经济学素养的人(即专家),他们对经济问题的变量关系及模型结构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他们采用灰箱假设预测未来。在粘性预期理论的第四个假设学习假设中(李拉亚,1991,p.227;李拉亚,1995,pp.52-53),具有黑箱假设的人会向具有灰箱假设的人学习。“同时预期的这种学习功能也会促使灰箱假设预期的结果逐渐被大家接收,成为公众的普遍预期。少数人较为正确的预期通过学习功能传播将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只是,预期学习与传播也需时间,少数人正确预期成为大家的共识,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也导致预期调整的粘性。”这样,粘性预期理论的第二种假设中用部分信息代替全部信息降低信息成本,第三种假设中用时滞信息代替现期信息降低信息成本,第四种假设中用学习方法降低信息成本,即“这可以以较少的成本获取较多的收益(李拉亚,1991,p.227)。” 我们再看欧美经济理论关于预期异质性的论述。欧美理论界认为,Roberts(1998)最早提出了预期异质性假定。他把经济人分为两组:一组人采用适用性预期,另一组人采用理性预期。采用适应性预期的人会向采用理性预期的人学习,但是学习需要时间。在此条件下,预期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理性预期,这种预期其实就是粘性预期。Gali & Gertler(1999)的模型也采用预期异质性假定。该模型是前瞻性预期(理性预期)与后顾性预期(适应性预期)的混合,它承认厂商具有不同的预期方式,一部分厂商是前瞻型的,而另一部分厂商是后顾型的。Carroll(2005)(其工作论文发表于2001年)认为信息在人口中传播是缓慢的,经济人的信息更新也是缓慢的,这是预期粘性的原因。Carroll(2005)也把经济人划分为二组:一组是专家,另一组是公众。Carroll(2005)发现专家预期更为准确,公众预期滞后于专家预期。并且,公众预期会追随专家预期。 李拉亚的理论贡献是,突破了理性预期理论的预期同质性假定。预期学习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是对理性预期理论快速学习假定的突破。李拉亚把学习过程和信息传播过程结合在一起,提供了信息在人群中缓慢传播的经济机制,也是一种理论创新。 4、较早提出了企业制定价格的基本准则 李拉亚(1991,p.193)提出了企业制定价格的基本准则:“然而当通货膨胀加剧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此时企业会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加上一项预期的通货膨胀造成的成本上升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的变动就显得较快,它不再粘在某一水平上。但是,若扣掉预期成本上升的加价,其核心的价格仍是大致稳定的。” Gali & Gertler (1999)的企业定价准则是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成就。Sheedy Kevin (2005)把Gali & Gertler的拇指法则表述为:“这些企业不选择一个最大化它的利润的新价格,而是在过去的最佳价格上简单地加上最近发生的通货膨胀的数值来代替。”Gali & Gertler的这一定价思想已成为粘性价格理论对通货膨胀惯性最为流行的理论解释。 李拉亚这一定价法则的理论贡献是,把粘性预期理论与粘性价格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揭示出粘性预期也是导致和影响粘性价格的一个因素,说明了微观层次上价格的粘性和宏观层次上一般价格水平变化之间的关系,赋予了成本推进通货膨胀理论新含义。李拉亚这一定价法则与Gali & Gertler (1999)的企业定价准则是类似的,只是当通货膨胀变化不大时,它会疏忽掉通货膨胀的变化,体现了理性疏忽思想。 (二)对预期管理理论的贡献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也形成了与欧美预期管理理论类似的思想,其主要贡献有: 1、提出了预期陷阱概念 该研究提出了预期陷阱概念,用以解释中国在1991年遇到的流动性陷阱问题,即当时中国经济学家称之为市场疲软问题。李拉亚(1991,p.241)指出:“当经济进入谷底,预期也终于被拉下后,又会出现预期陷阱效应。此时,政府试图启动经济,增加货币投放,但多投入的货币都被预期陷阱所吸收,变为库存资金积压起来。消费者因较低的通货膨胀预期而倾向于增加储蓄,或持币待购,出现市场疲软。我国1990年经济就面临这样一种局面。” 李拉亚(1995,p.65)分析货币增长、货币流通速度、一般价格水平和GDP增长关系时指出:“该年货币增长速度较高,但经济增长速度较低,表明通货膨胀预期极低,出现了预期陷阱,即货币供给增加,被预期陷阱所吸收(成为经济人的手持现金和存款,没有用于购买),既没有作用到物价上,也没有作用到经济增长上。”可见,中国也一样,当出现流动性陷阱时,货币、利率、价格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会被破坏。 在Krugman(1998,第188页至第189页)一文附录中,Kathryn对克鲁格曼的流动性陷阱理论做了精辟的介绍:“流动性陷阱可以被定义为如下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名义利率已经是零或接近零,持有证劵的投资者和持有货币的投资者没有什么不同,作为一个结果,货币政策在繁荣需求方面是无效的。在通常情况下,货币政策是中性的,或者,在长期情况下,是无效的。但是,如果允许一定的价格粘性,在短期情况下,货币扩张或能增加产出,并且,将能导致价格的同比例增加。然而,当利率已经“太低”时,由于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对影响产出和价格是无力的(在IS-LM图中,LM曲线是水平的)。因此,传统的走出流动性陷阱的方法是依赖财政政策(即移动IS曲线)。” Kathryn对克鲁格曼的流动性陷阱定义与原文有点出入。克鲁格曼的流动性陷阱定义原文表述如下:“流动性陷阱可以被定义为如下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名义利率已经是零或接近零,常规的货币政策不起作用:注入基础货币进经济系统不会有效果,因为基础货币和证劵被私人部门视为完美的替代品。 如同Krugman(1998)的思想,“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也认为流动性陷阱的核心问题是预期和信心。同时,流动性陷阱还涉及市场利率,而中国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实行市场利率。因此,中国粘性预期理论用预期陷阱取代了流动性陷阱,以别于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概念。如同Krugman的观点,李拉亚也认为流动性陷阱中经济人不一定只持有现金。不同的是,李拉亚认为财政政策对走出预期陷阱较为有效。 比较预期陷阱和Krugman(1998)的流动性陷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如都把预期理论引进到流动性陷阱中来;都认为在流动性陷阱中,经济人不仅仅持有现金。这也是两种流动性陷阱概念突破凯恩斯流动性陷阱概念的地方。不同之处是,预期陷阱理论根据中国经济实践,认为财政政策较之货币政策对帮助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更为有效。此外,李拉亚是用粘性预期概念,而Krugman是用理性预期概念。还有一点是,李拉亚认为,通货膨胀预期上升,也会导致不确定性上升,而这两种因素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恰恰相反。这将使Krugman依靠制造通货膨胀预期走出流动性陷阱更为困难。 把粘性预期概念引入凯恩斯流动性陷阱,是该研究的创新,这如同Krugman(1998)把理性预期理论引入凯恩斯流动性陷阱的创新。 2、较早提出了预期管理的一些思想 Morris和Shin(2008)总结了预期管理的理论模式。该模式有三个核心概念,政策策略、协调预期和高阶预期。李拉亚的研究涉及政策策略和协调预期这两个概念。 政策策略涉及政策实施和部署。李拉亚(1995,p.352)指出:传统的只考虑确定性的“政策的实施,颇像一个工程项目,按照设计图纸施工。”而新的考虑不确定性的“经济政策制定倒是有点像战争策略制定。事先要有一整套战争部署,战斗中又不断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部署。” 政策策略还涉及政策制定是神秘还是透明的问题。李拉亚(1995,p.302;p.353)指出:“政府制定政策有透明度,有一定规则可循,那么经济人对政策的反应较为理性,也会表现得有规可循。”“如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采取出奇制胜的方式,诱使经济人犯预期错误,从而坐收通货膨胀利益。这种出奇制胜的方式,是不可能持久的。一旦经济人预期修正,政府最终不会得利,反而受害,并且经济系统也会出现混乱。后果不是出奇制胜,而是因奇致败。” 协调预期涉及经济人的预期是异质的,而异质预期是中国粘性预期理论的第一条假设条件。李拉亚(1991,p.262)提出了协调预期的概念:“这一规则的优点是它向公众明确公布了政府政策的目标,这就有助于消除公众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引导大家配合这一目标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经济的波动。由于政府目标不变,政府与公众就能减轻这类问题的消极影响,大家都按这一目标来预期自己的经济活动,协调经济活动。政府遵循这样的规则,首要条件是政府要有可信度,要说话算数,不要途中变卦。” 这里,“大家都按这一目标来预期自己的经济活动,协调经济活动”便是协调预期的思想,相当于Morris和 Shin (2008)所描述预期管理的太阳黑子比喻模式的同样行动。“向公众明确公布”,包含了让公众都知道都理解的含义,相当于太阳黑子比喻模式的公共知识,统一理解。“政府要有可信度”是协调预期的首要条件,相当太阳黑子比喻模式的权威性要求。因此,李拉亚上述关于协调预期的思想与Morris和 Shin (2008)所描述预期管理的太阳黑子比喻模式思想是类似的。 协调预期的目的是要求公众预期方向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以提高政策效率和削弱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李拉亚(1991,p.254)指出:“政策要有效,就要求预期方向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当方向不一致时,政策的效力就会削弱,甚至失败。要使预期变动方向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就要求一套明确的政策规则。”李拉亚(1991,p.258)认为:政策规则本身就向公众提供了较多的政府政策制定的信息,这有利于减少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因素,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可信度。 协调预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协调信念。特别在危机时刻,政府要表明自己能克服危机的信念,并通过自己的信念影响公众的信念。无论治理通货膨胀,还是克服经济危机,政府的态度、信心、判断和立场均十分重要。政府要严防信念崩溃。信念崩溃会导致预期突变。当然政府的信念也要以客观条件为依据。只有这样,公众才会接受政府的信念。李拉亚(1995,第355页)指出:“所谓坚定,是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态度要鲜明、立场要坚定。如果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上不下定决心,那么地方政府和企业都不会真正去适应政府的治理政策,而是在哪里等着亮绿灯,甚至闯红灯。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也会消退。”李拉亚把政府立场坚定作为治理通货膨胀三原则的头一条原则。无论是克服经济危机,还是治理通货膨胀,政府的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均是至关重要的。李拉亚治理通胀的另两条原则是,政策要逐步出台和每次出台的政策力度要均匀。 这些怎样管理预期的论述,涉及到怎样提高政策效力,明确的政策目标和政策规则,稳定的政策操作,稳定物价和稳定经济环境,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制定,向公众传递信息等内容,这些论述与现代预期管理论述是一致的。 3、在1990年代初期提出了政策透明的思想 我们查阅过几篇欧美经济学界关于政策透明的论文综述,政策透明思想萌芽最早于1986年提出。在1986年至1990年代初期,欧美经济学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研究政策透明。大致1990年代中期后,政策透明成为欧美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无论新古典经济理论还是新凯恩斯经济理论都支持政策透明。政策透明是预期管理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1990年代中期后,欧美国家央行才开始放弃暗箱操作突然袭击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方式,实施越来越透明的政策。 李拉亚在1991年已提出了政策透明的一些类似思想。这些思想表现在他的1991年著作《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第255页至第263页中,我们摘录几段内容,这些内容已经说明为什么要政策透明及怎样政策透明。“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怎样才能让公众知道政府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手段。并且政府怎样才能让公众相信政府有决心也有能力实现该项目标,而不是半途而废。”“这一规则的优点是它向公众明确公布了政府政策的目标,这就有助于消除公众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引导大家配合这一目标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经济的波动。由于政府目标不变,政府与公众就能减轻这类问题的消极影响,大家都按这一目标来预期自己的经济活动,协调经济活动。政府遵循这样的规则,首要条件是政府要有可信度,要说话算数,不要途中变卦。”“如果政府按照一套公开的政策规则办事,并且坚定不移地执行这套规则,那么政策规则本身就向公众提供了较多的政府政策制定的信息,这有利于减少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可以防止政策制定者改变初衷的打算,提高政策的可信度。” 李拉亚(1995,第302页和第353页)使用了政策透明度这个词,并明确反对出奇制胜的政策制定方式,而美联储1994年还是采取出奇制胜的方法制定政策。我们在前面介绍政策策略时已经介绍了这一内容,这里省略。 4、较早提出稳定预期思想 欧美理论界在2003年提出预期管理理论。“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在1991年就提出了预期管理思想,尽管没有使用预期管理这个词。这体现在该研究强调的稳定预期的思想中。该研究在1991年已意识到政府与公众预期不一致造成的经济波动和政策效率降低问题,试图通过公布政策目标、政策规则和实现目标的政策手段,以及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声誉,实施透明政策,传递政策信息,通过这些方法引导公众配合政府政策,进行预期管理,以达到稳定预期的目的,从而达到提高政策效率、减少经济波动和减少不确定性的目的。这可从《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第四篇《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理论》看出(第254页至第263页): “政策要有效,就要求预期方向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当方向不一致时,政策的效力就会削弱,甚至失败。要使预期变动方向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就要求一套明确的政策规则。”这是通过明确的政策规则来引导预期,让预期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从而使政策有效。明确的政策规则也是政策透明的一种方式。预期管理的根本目的,就是让预期变动方向与政策目标方向一致。 “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怎样才能让公众知道政府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手段。并且政府怎样才能让公众相信政府有决心也有能力实现该项目标,而不是半途而废。”这是要求政府让公众知道政府的目标,包括实现目标的手段。这也是要求政府的政策透明。 “这一规则的优点是它向公众明确公布了政府政策的目标,这就有助于消除公众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引导大家配合这一目标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经济的波动。由于政府目标不变,政府与公众就能减轻这类问题的消极影响,大家都按这一目标来预期自己的经济活动,协调经济活动。政府遵循这样的规则,首要条件是政府要有可信度,要说话算数,不要途中变卦。”“政策目标一旦确定,应相应稳定。稳定可行的政策目标,能使公众的预期也相对稳定,从而减少经济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若不时更换经济目标,将使公众无所适从,导致经济系统的混乱”这是通过政策目标公开和政策目标不变来稳定预期,消除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因素,减少经济波动。 “如果政府按照一套公开的政策规则办事,并且坚定不移地执行这套规则,那么政策规则本身就向公众提供了较多的政府政策制定的信息,这有利于减少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可以防止政策制定者改变初衷的打算,提高政策的可信度。”“政策一旦制定出来,若没有十分特殊的情况就不作修改,以减少公众的不放心心理,以稳定公众的预期。” 这是通过政策规则稳定和政策的稳定来稳定预期,减少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因素。 《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提出预期突变概念,并且指出“预期突变带来经济的剧烈变化,防不胜防。如果政府能执行稳定的政策操作,可以减少预期突变的可能性。”防止预期突变也是稳定预期。 2007年来中国政府强调稳定预期,怎样才能稳定预期呢?大家并不是很明确。上面论述表明,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早就提供了稳定预期的三大方法,一是政策透明,让公众知道政策规则、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还包括政府的信心和决心等;二是政策目标的稳定;三是政策规则和政策的稳定,包括政策操作的稳定。 5、提出前瞻性指引思想萌芽 前瞻性指引是预期管理研究的新进展,是欧美央行近几年来采用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前瞻性指引的定义尚未统一,一种简明且权威定义是央行明确公布未来货币政策走势(Woodford(2012))。根据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2013)文章的定义,存在三种前瞻性指导。一是开放式引导:特点是太活,容易误解。如预期利率在未来一段时间不会高于目前的水平。二是时间依赖型引导:特点是太死板,可信性不高。如预期利率在未来某个具体日期之前不会高于目前的水平。三是状态依赖型引导:特点是政策变化与未来具体的经济指标值相关。如在失业率或者经济增长率没有达到某个具体数值时,预期利率不会高于目前的水平。目前,欧美央行一般采用状态依赖型引导。 李拉亚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的第10章第4节《政策信息传递与政策规则》指出:“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怎样才能让公众知道政府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手段,并且政府怎样才能让公众相信政府有决心也有能力实现该项目标,而不是半途而废。”李拉亚在1991年的这一论述,也接近现在前瞻性指引的含义。特别是,李拉亚(1995,第355页)提出了类似状态依赖型引导,以解决政府怎样才能让公众知道政府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手段的问题。“政府要明确告诉公众一个信息,只要通货膨胀还处于较高的水平上,如两位数水平上,政府就会采取一种较紧的经济政策,并付之于实际。” (三)对目标制研究在国内超前与国际基本同步 新西兰央行于1989年成为首个采用通胀目标制的国家,目前全球有20多个经济体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分析在1990年代全面展开。1997年弹性通货膨胀目标被提出,即同时具有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两大目标。“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在1991年重点研究了双目标制,即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也简单论述了单目标制和多目标制,尽管没有使用目标制这个词。 1、双目标制 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的第10章第3节《政策的目标与手段》和第4节《政策信息传递与政策规则》,李拉亚(1991,第255页至259页)建立了中国版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李拉亚(1995,第256页)指出:“基于上述认识,并以本书的理论分析为依据,我们认为制定反通货膨胀政策时,宜以降低通货膨胀与维持必要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这是两个不相容的但又应兼顾的目标。如我们可以确定通货膨胀率为5%,经济增长率为5-7%,作为我们制定经济纲领的两个主要目标。并且近中期内不要改动这两个目标,维持目标的稳定性。”“政策目标一旦确定,应相应稳定。稳定可行的政策目标,能使公众的预期也相对稳定,从而减少经济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若不时更换经济目标,将使公众无所适从,导致经济系统的混乱。”双目标是欧美理论界1997年提出的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关键内容。中国版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也同样具有双目标这一关键内容。同时,这两种双目标制都有共同的精神实质,即通过稳定目标,从而稳定公众预期和稳定经济增长,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这两种双目标制都需要政策规则配套,都体现了政策透明精神,都是一种预期管理形式。 《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的第8章研究并总结了政府调控经济的理论模式,并把这一模式作为通货膨胀的理论总模式。在这一总模式中,政府的调控目标理论上是总供需缺口,但这一缺口不可直接测量,故依据价格(包括隐性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信号调控。然而,在出现预期这一新因素后,这一传统调控模式遇到了新问题。在这一章的第2节《调控规则与经济预期》中,李拉亚指出:“在出现经济预期后,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可以说,经济预期的出现,导致了经济调控的困难增加。若依据传统的理论或者经验来调控经济,就有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在这一章的第5节《综合调控》,李拉亚指出:“稳住物价,是政府、计划、银行的共同目标,因此围绕稳住物价来协调计划与银行的调控,是较易实行的。但是稳住物价不是调控经济的唯一目标,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政府追求的目标。计划和银行的调控也都能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计划从投资角度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银行从流动资金角度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这二者要协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拉亚在这节指出这二者的协调遇到的新问题: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预期的作用,对货币需求呈现不确定性,这就导致计划产量与货币供给量关系的复杂化。 李拉亚在总结中国政府调控经济模式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国版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规定两大目标的具体值,通过稳定目标,从而稳定预期和稳定经济增长,减少不确定性影响,以克服预期这一新因素带来的调控新问题。这是一大理论创新,也是调控方法的继承与创新。 2、单目标制 李拉亚(1991,第262页)指出:“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从不变的稳定的经济速度出发来调节货币供给及配给限制。这种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又称之为中速增长,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6%。这就是所谓的固定增长率规则。这一规则的优点是它向公众明确公布了政府政策的目标,这就有助于消除公众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引导大家配合这一目标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经济的波动。由于政府目标不变,政府与公众就能减轻这类问题的消极影响,大家都按这一目标来预期经济活动,协调经济活动。政府遵循这样的规则,首要条件是政府要有可信度,要说话算数,不要途中变卦。”当时讨论的固定增长率规则,虽有别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固定通胀率,但李拉亚(1991,第262页)认为固定增长率规则能“消除公众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引导大家配合这一目标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减少经济的波动。”这一解释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精神是相通的。 3、多目标制 《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第10章第3节《政策的目标与手段》指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时要考虑许多目标: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提高经济效益,调整产业结构等等。这些政策目标并不都是相容的,如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就存在矛盾,短期内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然会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而抑制通货膨胀又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已指出了这两种目标的不相容性。”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在“2009中国金融论坛”表示:我国货币政策是围绕四个目标来设定的,包括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较高的就业率和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对比周行长的讲话,可见该研究在目标制研究上是超前的。 4、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精神的一致性 如同通货膨胀目标制强调目标的稳定,该研究的目标制理论也强调目标的稳定。目标稳定可以稳定预期,这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稳定预期是完全一致的。“政策目标一旦确定,应相应稳定。稳定可行的政策目标,能使公众的预期也相对稳定,从而减少经济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若不时更换经济目标,将使公众无所适从,导致经济系统的混乱。 (四)提出了中国版本的货币政策规则 《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的第10章第4节《政策信息传递与政策规则》指出:“如果政府按照一套公开的政策规则办事,并且坚定不移地执行这套规则,那么政策规则本身就向公众提供了较多的政府政策制定的信息,这有利于减少公众预期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可以防止政策制定者改变初衷的打算,提高政策的可信度。”这把政策规则和政策透明联系起来,把政策规则作为政府向公众传递信息的工具,并把政策规则作为约束政策制定的工具和提高政府信誉的工具。这种理念在当时是超前的。 《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第八章第二节《调控规则与经济预期》和第八节《政策规则的形式》从理论上总结归纳了那时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制定规则,把它作为双目标调控模式(即中国版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中国版本的政策规则可表述为:政府的计划产量和计划货币供应量,理论上可由总供需缺口决定,实际上则由价格信号决定。当价格上升时,政府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和货币增长率。当价格下降时,政府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和货币增长率。在预期和不确定性作用下,价格、经济增长和货币增长虽存在一种正相关的趋势性关系,但不存在精确的数量关系,因此,政策决策还需依据判断做出。该章第九节还进一步分析了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的理论关系,即存在正的产出缺口时(实际总供给大于潜在总供给),通货膨胀率为正。存在负的产出缺口时(实际总供给小于潜在总供给),通货膨胀率为负。同时,也解释了政策规则与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在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规则中,没有用到利率。这是因为,当时利率没有市场化(即使现在利率也没有完全市场化)。 Clarida,Galí & Gertler(1999)发表的《货币政策的科学性:新凯恩斯主义观点》一文认为,泰勒规则不同于弗里德曼的固定货币供应率规则,是一种具有反馈功能的货币政策规则。《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的第259页指出:“政策规则可大致分为有反馈的和无反馈的两种,这类似于控制论中的闭环系统和开环系统。有反馈的政策规则将依据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执行结果不断调整政策的力度,使政策目标得以实现”。这种中国版本的货币政策规则,突破当时弗里德曼坚持的货币固定增长率规则无反馈的弱点,具有系统性的反应机制。 《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第210页至第212页)研究了经济增长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与同样研究经济增长与货币供给关系的货币数量规则(McCallum 规则)相比,李拉亚把预期引进到这种关系中,并认为预期导致这种关系的复杂化。如通货膨胀预期较高时,一定的经济增长需要较多的货币来配套,而当通货膨胀预期较低时,一定的经济增长又只需要较少的货币来配套。这突破了1988年问世的McCallum 规则没有预期因素的弱点。 尽管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规则在形式上与1993年问世的泰勒规则不同,但有共同特点,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要给经济增长降温(欧美国家提升利率,中国政府降低货币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反之亦然。此外,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规则也具有反馈功能。当然,这种中国版本的政策规则,没有达到泰勒规则的数量化,经验成分较大,更体现了货币政策的艺术。 《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第352页)提出:“传统的政策理论,多以确定性理论为基础,先提出政策目标,然后研究达到政策目标的手段及各种手段的力度大小,并由计量模型模拟最佳的政策配套,要求达到目标的条件下,政策成本尽量低。这种政策实施,颇像一个工程项目,按照设计图纸施工。”而新的考虑不确定性的“经济政策制定倒是有点像战争策略制定。事先有一套战争部署,战斗过程中又不断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部署。”可见,李拉亚早在1995年已经权衡了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问题。其实,无论中外,货币政策制定规则都呈现一定的科学性,也呈现一定的经验性。制定货币政策,还离不开决策者依据自己经验作出判断。各种政策规则,还只能作为决策的辅助工具,还代替不了决策者自己的经验判断。 (五)宏观投机资本理论 投机资本是凯恩斯理论和明斯基金融脆弱性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明斯基理论的一个特点是,企业(特别是银行)为追求高利润有把投资变为投机的冲动。 该研究的宏观投机资本理论,其内容见《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的第三篇《泡沫与混沌》第五章《投机资本与泡沫经济》,和第四篇《金融与不确定性》,其主要贡献有: 1、较早认识到货币政策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 我们在伯南克和格特勒(Bernanke & Gertler (1999,2001))的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到央行政策两个组成部分的萌芽,即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这是他们对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个贡献。欧美经济学界在2008年危机后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点。Svesson(2011)指出“危机的启示:单靠实现物价稳定来实现金融稳定是远远不够的,利率政策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必须有一个独立的金融稳定政策加以保证。”其实,在他们之前,“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对1990年代初期海南岛和北海的房地产泡沫研究中,已提出了货币政策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的观点,也提出了央行需要两种不同类型政策并用的观点。 李拉亚(1995,第185页至第186页)曾指出:“如果在投机市场出现泡沫,如1993年在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那么投机性货币需求就会大大增加。在货币供给总量给定的情况下,投机性货币需求会争夺非投机性货币需求的贷款。前者因为获利高,可支付更高利率(或者给银行更多好处,包括非法好处),从而可争取到更多的贷款。此外,投机者还会以各种折借、集资等等手段筹集到大量资金。这样,实际物资生产部门面临资金短缺问题,从而供给受到影响。如果银行为了保证供给不受影响,就得增加货币供给。而增加货币供给中,一部或大部又会转变为投机资本,从而加剧泡沫增大。一旦泡沫最终破灭,银行也会遭到灭顶之灾。”“1993年房地产泡沫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我们不应只从中接受银行转入房地产投机的教训,还应看到银行即使不转入房地产投机,也会面临严重的问题。好在1993年货币供给还是一种直接的贷款控制,而不是靠利率控制。由于是直接的贷款控制,银行可以从投机者那里追回部分贷款控制住了这股投机浪潮。这说明,今后银行除加强利率调控手段外,有选择的贷款配给控制也不能彻底丢掉。仅靠利率手段,控制不了投机资本的货币需求。投机资本的出现,增加了银行货币控制的难度。对投机资本的货币控制过松,会刺激泡沫的出现。对投机资本控制过紧,又有可能导致投机市场的崩溃。如何防止生产部门的货币流向投机市场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可见,“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早就认识到货币政策对治理泡沫无力,提高利率对治理泡沫无效。在存在泡沫时,货币政策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一旦泡沫破灭,金融系统会遭到灭顶之灾。央行货币政策(如利率政策)和有选择的贷款配给政策(现在看属于宏观审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并用,这也属于央行双支柱调控框架的一种思想萌芽。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这一研究,是在宏观经济层面,分析央行难以阻止货币供给总量中投机性货币需求部分不断增加,得出泡沫难以治理的结论。作为对比,明斯基是在微观经济层面,分析公司因追求高利润,其融资结构中投机资本比重不断增加,得出金融系统难以稳定的结论。泡沫难以治理和金融系统难以稳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故这两种理论可以互为补充,并有内在联系。明斯基理论的公司融资结构中投机资本比重上升,在宏观层次上表现为投机性货币需求部分占货币供给总量比重不断上升,也就是“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所说的货币供给总量中投机性货币需求部分不断增加。 此外,从上面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到,该研究从投机资本的角度,研究了金融领域与实际经济的联系,认为金融领域的投机资本增长会导致实际经济的资金紧张,从而会减少供给。这一观点与明斯基的企业融资结构理论和金融加速器理论是异曲同工的。 2、对投机资本的估算 1993年投机资本已在中国经济中兴风作浪。由于没有一家机构统计和监察投机资本,李拉亚对当时的投机资本作了估算,并且注意到投机资本有跨市场的行为,认识到投机资本可以对国民经济形成重大冲击,产生连锁反应,导致严重后果。李拉亚介绍了美国加州和日本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影响,以期能引起经济理论界和政策界对投机资本的重视。 李拉亚(1995,第116页至第117页)对投机资本规模的估计结果为:“把上面几项投机资本加起来,大约有3000亿投机资本在市场上兴风作浪。而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估计约为3万亿。相比之下,投机资本数量已属不小,并且今后还会有增加的趋势。并且,现在投机资本的投机对象在分散,搞房地产投机的,也搞期货投机和股票投机,这有利于分散投机风险,增加盈利的机会。这导致不同的投机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如果投机资本集中于一个市场、一种商品,其影响十分大。尽管关于投机资本的数量猜测尚没有真凭实据,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但与平时听到的一些消息还是吻合的。”“不过,可靠的数据,还需等待政府部门提供。” 3、投机资本对经济的影响 《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第303页至第305页)论述了投机资本对经济的影响:“投机资本出现,导致我国经济发生两个深刻的变化。”“一是我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经济头脑更为复杂,预期意识、不确定性意识均大大增强,对冲击的反应更为敏感。”“二是由于投机资本的存在,我国经济中的传导机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投机资本出现后,传导过程便成为跳跃式的,贷款一增加,产出和价格立即就会作出反应。” “在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一个导致预期突变的新因素,这就是投机资本。投机者的预期较为敏感,对政府的政策变动闻风而动。投机者的预期有可能感染整个经济系统的预期。(李拉亚(1995,第55页))” “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在市场经济中,存在许多高风险的投资,这些投资失败的可能性较大,但一旦成功,获利的可能性也较大。这就需要一些甘冒风险的人来投资。因此,投机者对社会是有一定贡献的。(李拉亚(1995,第110页))”李拉亚的这一认识,与不完善知识经济学认为投机者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有价值的角色是类似的(Pistor(2012))。 4、对投机资本的宏观监管 李拉亚(1995,第114页)意识到应有专门机构对投机资本进行统计和研究,即要监察投机资本的行为。“现在,投机资本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993年的通货膨胀中,投机资本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可是,至今还没有一个正式机构去从事投机资本的调查统计,更不要说专门从事投机资本的研究了。”可以看出,李拉亚当时对投机资本的监管意识,是在宏观范围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宏观审慎管理的内容。 5、投机资本对房地产泡沫的影响 早在1990年代初期,中国就出现了投机资本冲击市场情况,特别出现了海南岛和北海的房地产泡沫。1993年住房制度还未改革。当时房地产泡沫主要体现在“楼堂馆所”等公共设施上。 “有了庞大的投机资本,泡沫经济才能形成,并且才能对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李拉亚(1995,第117页))”“投机市场上的泡沫现象,如果时间较长,对经济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方面可见日本的例子和美国加州的例子。如近20年来,美国加州因经济增长较快,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形成了一个泡沫,直到90年代,由于美国经济一直不振,特别是放弃了星球大战计划(加州很多高科技工业与此相关),导致加州经济不振,人们对加州房地产上升的共同期望终于破灭,加州的房地产价格连年下降,并且下降幅度很大。由于房地产是美国家庭的一大财产,房地产价格大升或大降,意味着家庭财产的大增或大减,这会影响到家庭消费等等。此时,由于炒房地产的人减少,房地产建筑业也受到影响。建筑业又会影响到一系列其他行业。(李拉亚(1995,第120页))” (六)对宏观审慎管理理论基础的研究 1、研究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因系统性风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金融系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研究不确定性构成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任务。 “在任何一种经济系统中,都存在不确定性的影响。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限制不确定性影响的某些功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采用保险、期货交易、远期合同和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来限制不确定性的影响。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则采用计划手段来限制不确定性的影响。”“我们正处于对不确定性影响的限制手段较少的状态,政府的宏观调控,常被突如其来的不确定性冲击所干扰。研究不确定性,已是实践的迫切需要,是经济学家不可推辞的责任,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李拉亚,1995,第IV页)”“不确定性不仅与通货膨胀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它是影响经济系统的重要变量之一。(李拉亚,1995,第25页)”“经济体制改革,物价放开,金融市场建立,对外开放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问题,是中国经济中不确定性问题的大背景。(李拉亚,1995,第27页)” “令人惊奇的是,尽管理性预期理论问世之初就已注重信息混淆问题,但理性预期理论却没有把不确定性作为内生变量看待,不确定性没有得到预期那样的同等待遇,颇有厚此薄彼之感。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一种把不确定性作为内生变量的理论正在等待时机破土而出?经济理论继预期革命之后还会出现一个不确定性革命吗?(李拉亚,1995,第12页)”现在看来,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宏观审慎管理已把不确定性作为内生变量看待,宏观审慎管理理论就是李拉亚期望的经济理论的不确定性革命。“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不确定性的研究还相当薄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不确定性也会像预期理论一样,推动经济理论发展,并把通货膨胀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上。(李拉亚,1995,21页)”《通货膨胀与不确定》一书把不确定性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也为宏观审慎管理奠定一个方面的理论基础。 2、用粘性预期理论解释了顺周期行为 虽没有使用顺周期这个词,“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用预期粘性解释了人们的顺周期行为。“1.预期是诱导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由于预期的粘性性质,在通货膨胀的初始阶段,货币增长对物价增长的冲击迟缓下来,出现一种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经济增长、人民收入增加的虚假繁荣局面。正因为这样,当经济步入通货膨胀轨道时,政府看到的是经济蒸蒸日上的景气现象,此时政府并不急于制止通货膨胀。”“2.在通货膨胀发展一段时期后,预期将会粘在较高的水平上,它又起到阻止通货膨胀下降,并对通货膨胀上升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3.当经济进入谷底,预期也终于被拉下后,又会出现预期陷阱效应。此时,政府试图启动经济,增加货币投放,但多投入的货币都被预期陷阱所吸收,变成库存资金积压起来。(李拉亚,1991,第240页至241页)”李拉亚(1995,第337页)提出信息混淆情况下公众易犯两种预期错误:“在信息严重混淆的情况下,面对货币供给增加,经济人可能会犯两类判断错误。第一类判断错误是把名义货币收入增加判断为实际货币收入增加。”“第二类判断错误是把实际货币收入增加判断为名义货币收入增加,这会减弱货币对产出的影响。第一类判断错误是预期粘在较低水平上的情况。第二类判断错误是预期粘在较高水平上的情况。”从周期角度看,第一类判断错误易发生在经济扩张期,会起到刺激经济进一步扩张的作用。第二类判断错误易发生在经济收缩期,会对经济下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3、提出了逆周期调节可能导致的问题及克服方法 李拉亚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第260页至第263页)指出:“有一种可称之为反周期的方法,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拉下总需求;而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便刺激总需求。这可称之为削高填低。”“但是反周期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存在问题。货币供给对经济的影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这种滞后的时期长度受到预期影响,预期粘性的改变又是不确定的,这就可能发生时间错位反应。这可表示为,货币的滞后可能导致货币的刺激或抑制作用姗姗来迟,试图拉上总需求的货币扩张政策可能在总需求萎缩已经过去继而总需求扩张已经来临时才起到作用,这就起到刺激经济活动扩张的作用,加剧了经济的波动。”“反周期方法的另一个问题是,当刺激经济增长时,由于预期粘性及价格粘性的作用,政府易刺激总供给使之达到潜在总供给水平以上,此时供给明显增加而价格并未明显提高,若政府乐此不疲,接踵而来的就是新一轮通货膨胀。” “由于反周期政策的上述潜在危险,我国经济学家们现在又转向实行一种消极的方法,以不变应万变。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从不变的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出发来调节货币供给及配给限制。”“我们认为。稳定经济增长速度,需首先稳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这也就是说,通过稳定货币供给增长率来起到稳定经济增长率的作用。”“由于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及经济系统内在的扩张机制的作用,我们也可采用反周期的计划政策和财政政策与稳定货币供给的金融政策配套,尽量消除经济系统的波动。这是一种以金融政策为主,计划、财政政策为辅的管理宏观经济的方法。” 4、债务失控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触发了欧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因此,宏观审慎管理也要考虑债务导致的系统风险。李拉亚当时也认识到债务问题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今后有可能面临债务失控的危险。“今后,银行将采用公开市场业务,准备金率,再贴现率三大手段调控金融市场,财政赤字又不再走透支的路子而走发国库券的路子,财政银行两家在赤字问题上就不再是利益冲突,而是利益一致了。这颇像美国经济中赤字问题。美国经济中出现天文赤字,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对赤字的内在制约机制。历届美国总统,竞选时都主张限制赤字,至少不公开宣布搞赤字财政政策,可上任后都增加了赤字。原因就在于增加赤字阻力最小,而削弱财政支出则困难重重。中国今后会不会像美国那样,出现赤字失控的情况?这是令人担忧的。我相信,今后数年内,赤字有益论和赤字有害论的争论迟早会出现。(李拉亚,1995,第312页)” 5、提出了系统风险的一种形成机制 系统性风险有客观因素,如高杠杆,也有主观因素,如金融恐慌和预期突变。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在雷曼兄弟破产后急剧恶化,与金融恐慌有关,而金融恐慌是预期突变的表现。故不确定性和预期突变,都与系统风险密切相关。防范和化解不确定性和预期突变,也就是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 到目前为止,经济理论界对系统风险的主观因素研究薄弱,对系统性风险这一方面的形成机制几乎没有研究。“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的预期突变机制,也是系统风险主观方面的形成机制,尽管没有使用系统性风险这个词。 “粘性预期的粘性和突变性来自于信息不完备性。当信息严重不足时,经济人就无法调整预期,这时预期呈现粘性,或者经济人也可能大规模调整预期,这时预期又呈现突变性。往往在通货膨胀之初,不确定性较小时,经济人的预期易粘在较低水平上。而当通货膨胀发展一段时期后,不确定性较大后,预期又会突变,粘在较高水平上。究竟何时预期的粘性会从较低水平变到较高水平,是很难确定的,受多种因素影响,特别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李拉亚,1995,第55页)” “预期突变带来经济的剧烈变化,防不胜防。如果政府能执行稳定的政策操作,可以减少预期突变的可能性。(李拉亚,1995,第55页)”粘性预期的粘性特征对应了系统风险的累积,而粘性预期的突变特征对应了系统风险的爆发。可见,用粘性预期理论解释系统风险的形成和爆发,要比用理性预期理论解释系统风险的形成和爆发,要更为实际一些。 6、不确定性的测定 李拉亚(1995,第90页至第91页)依据卡尔曼滤波方法设计了一个反应价格系统不确定指标。李拉亚(1995,第174页至第178页)建立了现金与存款比重的理论分析模型,由此比重测度不确定变化。 李拉亚(1995,第178页至第179页)用1980年到1992年的年度数据测度了这十三年这一比重的变化情况。李拉亚(1995,第303页至第304页)用1993年月份数据测度了1993年从一月份到十二月份这一比重的变化情况。 7、金融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联系 《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的第十章第五节指出:“把不确定性纳入消费模型的当代消费理论,已经把单年度的静态消费、存款和投资的资产组合模型发展为跨年度的动态资产组合模型。这是当代消费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有意思的是,消费理论这一扩展,不仅研究了消费,也研究了股票、债券市场,这就把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直接联系了起来。”该研究在二十年前已经意识到有必要把金融系统和经济系统联系起来分析,并把资产组合作为联系这两个系统的纽带。 8、对资产组合理论的推广 《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的第七章《资产组合分析》第四节《资产组合理论》中,对从凯恩斯到弗里德曼的经济理论中资产组合思想的来龙去脉做了简单的介绍。该书的第七章第四节指出:“在中国经济中,可对资产组合理论作进一步的推广,不仅消费者的资产组合中包括实物资本,生产者的资产组合中也包括实物资本。生产者的资产组合中,其资产概念不仅指股票、债券、存款,还包括有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等。这样资产组合理论不仅可用于消费理论之中,也可用于供给理论之中。”现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研究的这一观点对怎样在供给理论中纳入风险配置,是有意义的。 《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第322页)指出:“计划配置”是一种宏观的资本组合。这里的资本不仅是金融资本,也包括实物资本。现在看来,如果说微观的资产组合是微观审慎监管的对象,宏观的资本组合则是宏观审慎管理的对象。 9、宏观杠杆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杠杆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的第四篇《金融与不确定性》的第九章《货币流通速度》的第二节《货币流通速度的力臂作用》(第190页至191页)中,“从力学角度看,货币交易方程式是一杠杆系统。M和Q为两个质量,货币流通速度为M的力臂,(力臂指质量到杠杆支点的距离),价格为Q的力臂。杠杆系统的平衡原理为,杠杆一端的质量乘力臂等于杠杆另一端的质量乘力臂。”这里M是货币量,Q为交易量。 现在我们常用的货币表示的杠杆M/PQ,其中P为价格,这一杠杆概念的理论背景可用货币交易方程式的杠杆系统说明。从货币交易方程式杠杆系统的角度,李拉亚比较了古典货币数量论、凯恩斯货币理论和费里德曼货币数量论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不同点,指出凯恩斯的货币流通速度是不确定的,“货币流通速度的不确定,给货币政策出了个大难题。李拉亚(1995,第196页)” (七)对经济模型的研究 1、提出新的引致投资模型 在经济理论上,存在两种引致投资,一是投资是本期消费与上期消费之差的线性函数,二是投资是本期国民收入与上期国民收入之差的线性函数。李拉亚(1995,第256页至第259页)依据中国经济中的钓鱼工程现象,提出了一种新的引致投资,即本期投资是上期投资与再上一期投资的线性函数,并由此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宏观经济模型,用于分析中国经济的投资行为。 2、新的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模型 无论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还是新凯恩斯经济理论模型中,均只使用数学期望作为运算算子。李拉亚(1995,第59页至第61页)尝试建立了一个即包括数学期望运算算子又包括方差运算算子的经济数理模型,用以研究预期与不确定性关系,证明了通货膨胀预期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成正比。但这类非线性模型求解十分困难,尚未找到可行的精确求解方法,只能用线性化近似求解方法。 3、较早进行非对称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研究 在《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的第16章第3节(第344页至第350页),李拉亚提出了一种非对称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该模型的特点是,用区制分析方法,依据经济增长率变化的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分别对每个上升时期或者下降时期做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回归模型,可以发现每一个时期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经济增长处于上升阶段时,经济增长率对应的通货膨胀率较低;经济增长处于下降阶段时,经济增长率对应的通货膨胀率较高。这一方法把表面看不存在的菲利普斯曲线又揭示出来了。李拉亚用粘性预期和成本推动解释了这一非线性关系。 4、卡尔曼滤波模型 在《通货膨胀与不确定》一书中,多处用到卡尔曼滤波模型。如在该书的第二篇《信息混淆与滤波》的第四章《卡尔曼滤波与随机最佳控制》,李拉亚用卡尔曼滤波代替卢卡斯孤岛模型中最小二乘滤波,得出相同的结果,但所需条件要弱一些。这是对卢卡斯孤岛模型方法上的改进。 5、动态最优模型 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的第276页至第280页,李拉亚用庞特雅里金极大原理方法,研究了动态的最佳货币控制问题,得出了动态的最佳控制函数。 《在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的第97页至第106页,李拉亚采用随机二次型最佳控制方法,研究在计划期内尽量降低通货膨胀的同时,又尽量使经济增长率降低的程度最小。这是一种随机动态最优控制模型,需联合使用卡尔曼滤波和确定性最佳控制方法。 6、混沌模型 《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的第六章《混沌经济理论简介》第131页至第136页,李拉亚研究了一种具有理性预期的非线性系统,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完全遵循理性预期学派的前提条件,如预期是理性的,价格是完全弹性的,市场是结清的,仅把Sargent-Wallace模型中的需求方程由线性改为非线性,即可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原模型的结果在新模型中只是一个特例。在该书第280页至第282页,李拉亚研究了混沌型投资模型,分析了参数在混沌区间内时投资的内在波动。 7、混沌记忆性质 理性疏忽是信息粗化处理或者说不精确处理。李拉亚(1995,pp.146-150)研究了一种对混沌系统进行粗化处理的方法,即仅研究变量变化的涨与落,而忽略变量变化的具体大小数值。李拉亚采用这种方法,发现了他研究的混沌系统的记忆现象:在混沌出现之前的某些规律性,在参数的混沌区间的一段内还能保留,当参数继续变大超过这一段区间后,这种规律才消失。李拉亚发现他研究的混沌系统具有遇落必涨的特点。换言之,如果混沌系统的一个值是落,它的下一个值必是涨。而混沌系统的一个值是涨,它的下一个值不一定是落。并且,随着参数的变大,混沌系统取涨值的概率也变大。由此可见,混沌系统还不是纯粹的随机变量系统。“混沌的记忆性,表明混沌还不全是杂乱无章的,它也有一些内在规律可言。混沌的这些内在规律性,还有待于探讨。(李拉亚,1995,p.147)” (八)基于如下理由推荐“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 1、该研究具有超前性和重要性 从我们上面对该研究的理论贡献介绍中可以看出,该研究的一些内容提出时间早于欧美理论界类似内容提出时间,如关于预期的异质性假定,关于理想疏忽假定,关于信息粘性假定,关于企业定价准则,关于预期管理的稳定预期思想,关于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等,均领先于欧美类似理论提出时间。鉴于欧美提出类似理论的经济学家在欧美理论界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这些理论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明的。 2、该研究对中国经济理论产生了影响 1993年,《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荣获1992年度第五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反映了该研究被中国经济学界所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1999)》指出:“1991年,李拉亚出版了《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标志着预期理论研究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以后,预期问题就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并且集中于通货膨胀和博弈论问题研究方面”。现在中国经济学界重视的预期管理理论和宏观审慎管理理论,以及原来重视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都可以在该研究找到源头。 3、该研究对中国政府制定政策产生了影响 1989年“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问世之初,就对中国的经济理论特别是政策制定产生了影响,李拉亚的论文《通货膨胀是预期影响,物价上涨有心理因素》(《经济参考报》1989年3月28日)反映了这一点。该文由当时中央总书记批示,作为中央办公厅文件下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常务会议,计划、财政、银行和物价等部门。从此,预期成为中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李拉亚在《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一书中提出了稳定预期的思想和方法(见该书第256页,第259页,第266页),前面介绍理论贡献部分已经介绍了稳定预期的思想和三大方法,这里不再介绍。从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强调稳定预期。 4、较早提出中国版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 1989年至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通货膨胀目标制,包括1997年问世的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是欧美央行调控经济的一种主要方法,在理论界引起很多讨论和研究,刺激了政策透明、政策规则和预期管理理论发展。“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在1991年结合中国的经济实践情况,在理论上总结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模式,这一模式与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有很多共同之处,如都是双目标制,都重视政策规则和政策透明,都试图稳定预期。这一模式可视为中国版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这是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 5、该研究政策透明研究在国内超前与国际基本同步 欧美经济学界关于政策透明的论文综述表明,政策透明思想萌芽最早于1986年提出。在1986年至1990年代初期,欧美经济学界鲜见论文研究政策透明。大致1990年代中期后,政策透明逐渐成为欧美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无论新古典经济理论还是新凯恩斯经济理论都支持政策透明。1990年代中期后,欧美国家央行才放弃暗箱操作和突然袭击的政策制定方式,实施越来越透明的政策。“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在1991年提出公布政策目标、政策规则和政策手段,在1995年使用政策透明这个词,在国内是超前的,在国际上是基本同步的。 6、该研究较早提出了预期管理理论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在1991年就试图通过公布政策目标、政策规则和实现目标的政策手段,以及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声誉,实施透明政策,传递政策信息,通过这些方法引导公众配合政府政策,进行预期管理,以达到稳定预期和提高政策效率减少经济波动的目的,从而也达到减少不确定性的目的。该研究还较早提出前瞻性指引思想萌芽。1991年问世的中国预期管理理论,与2003年问世的欧美预期管理理论,其稳定预期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7、较早提出政策规则的先进理念 在泰勒规则问世前,欧美理论界流行两种政策规则,一是没有反馈功能的费里德曼的固定货币率增长规则,二是没有预期因素的货币数量型政策规则。中国粘性预期理论把预期引进经济增长和货币供给关系中,把反馈引入政策规则中,并把政策规则作为双目标调控(即中国版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理念是先进的。 8、提出宏观投机资本理论 宏观投机资本理论关于央行货币政策两个组成部分研究,早于欧美经济理论类似思想,是现在央行双支柱框架的早期萌芽思想,其理论是超前的。该研究以不确定性理论为基础,从宏观上得出泡沫难以治理,与明斯基在微观上得出金融系统难以稳定,是异曲同工的,可视为对明斯基理论的补充与发展。美国这次金融危机,与投行把投资转变为投机有密切关系。从宏观角度研究投机资本,仍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9、较早研究宏观审慎管理理论基础的若干问题 该研究以不确定性理论为基础,较早研究了宏观审慎管理一些基础性问题,并有所贡献。这些贡献前面已经介绍,如顺周期性和逆周期调节,逆周期调节可能导致的问题及克服方法,系统性风险的一种形成机制,债务失控问题,经济系统内在产生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测度,货币交易方程式的杠杆特点,金融系统与经济系统联系,资产组合理论推广等,这里不再复述。该研究对金融系统不确定性的研究,在中国经济理论界是超前的。 宏观审慎管理之所以要审慎,重要原因是系统性风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金融系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书重点研究不确定性,自然也会涉及到宏观审慎管理的一系列问题。作为对比,新古典经济理论只把不确定性作为外生的,而“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则把不确定性作为内生的。该研究表明,宏观审慎管理并不是完全的舶来品,也有中国经济理论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根基。 10、对中国通货膨胀理论的贡献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的两本著作《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和《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一本从预期角度研究通货膨胀,一本从不确定性角度研究通货膨胀,系统提出了前面所述的许多假设、概念和理论,这丰富了中国通货膨胀理论,推动了中国通货膨胀理论发展,并为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 我们知道,通货膨胀目标制、政策透明、泰勒规则和预期管理是1990年代来欧美央行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的四大手段,也是欧美央行调控宏观经济的四大手段。“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在1991年也提出了中国版本的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政策透明、政策规则和预期管理,作为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及宏观调控的四大手段,与欧美相应理论发表时间比较,并不落后,一些地方还要领先。更为难得的是,在1991年,已经基本形成了以粘性预期理论为基础的包括这四大手段的理论体系,在1995年又补充不确定性理论进入这一体系,形成了颇具理论特色的“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理论体系。 11、对宏观经济理论贡献 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综合症,研究通货膨胀不能只局限于价格与货币,要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大背景考察。“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实际上也是宏观经济理论,其粘性预期理论、预期管理理论和不确定性理论,均丰富了中国宏观经济理论,该研究提出的中国版本的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政策透明、政策规则和预期管理,丰富了宏观调控理论与方法。该研究有关模型内容,如新引致投资模型,同时采用期望算子和方差算子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模型,非对称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卡尔曼滤波模型,动态随机最佳控制模型,混沌模型等,也丰富了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模型。 中国经济学家提出过不少独创的有意义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经济理论与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些独创理论的大多数只有中国一家,别无分店,因此难以和国外经济理论对比,缺乏可比性。“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的基本内容不止中国一家,在欧美也有分店,客观上可比程度高,从发表时间看更易比较谁先谁后。鉴于欧美类似经济理论提出者的重要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这种比较就更有意义。 “关于通货膨胀的粘性预期假说与理论分析”不是对个别观点的创新,而是一种系统性理论创新。该研究能早于欧美经济学界提出一些类似的假设、概念和理论,是可贵的。然而,李拉亚在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单枪匹马提出的这些理论,不可能像现在欧美经济学界的类似理论那样成熟,那样系统,那样数量化,和那样深入。对此,我们应于理解,不必求全责备。 国内经济学界现在比较注意借鉴国外的一些理论、方法和概念,对国内经济学界更早提出的类似理论、方法和概念则不重视,甚至不愿提及。这不利于国内经济理论的发展,我们应该有理论自信。虽然李拉亚后来移民美国,但他的这些理论贡献是他移民美国之前所做的,仍是中国经济理论的一个部分。 注:“推荐理由”中提及的非本理论贡献人文献如下 Bank of England,(2013),“Monetary Policy Trade-off and Forward Guidance”. http://www.brh.ddu33.com/monetarypolicy/Pages/forwardguidance.aspx Bernanke, B. & M.Gertler(1999),“Monetary policy and asset volatilit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Economic Review 84(4):17-52. Bernanke,B. & M.Gertler (2001),“Should central banks respond to movements in asset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2):253-257. Carroll,C.(2003),“Macroeconomic expectations of households andprofessional forecasters”,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 118(1):269-298. Carroll,C.(2005),“The epidemiology of macroeconomic expectations”,In: Blume & Durlauf(eds.),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 I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arida, R., J.Galí & M.Gertler(1999),“The science of monetary policy: A New Keyne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1661-1707. Gali, J. & M.Gertler (1999),“Inflation dynamics: A structural econometric analysi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44:195-222. Krugman, P.R.(1998),“It’s baaack:Japan’s slump and the return of the liquidity trap”, Brookings Panel on Economic Activity. Levy, D. et al(2005),“Asymmetric price adjustment in the small: An implication of rational inatten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04-23, Tjalling C. Koopmans Research Institute, Utrecht School of Economics, the Netherlands. Mankiw, G.N. & R.Reis (2002),“Sticky information versus sticky prices: A proposal to replace the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1295-1328. Minsky H.P.(1986),“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Yale University Press. Morris, S. & H.S.Shin(2008),“Coordinating expectations in monetary policy”, in: J-P. Touffut (ed.),Central Banks as Economic Institutions, Edward Elgar. Pistor, K.(2012),“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Regulating Financial Markets,” Columbia Law School Public Law & Legal Theory Working Paper 12-304, June. Reis, R.(2006),“Inattentive consumer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3(8). Roberts, J.M.(1998), “Inflation expectation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 policy”,Federal Reserve Board FEDS Working Paper No.1998-43. Sheedy, Kevin D.(2005),“Structural Inflation Persistence,”working paper, 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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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理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若干研究

  一、候选理论名称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若干研究 二、主要贡献人 吴念鲁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简介(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编订) 吴念鲁长期参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积极研究探索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一整套汇率改革的原则、方针与路径安排,重点强调汇率作为系统性价格改革的关键,国内价格若不理顺,就不可能推进汇率市场化,故此必须注重在市场化进程中协调和改进其与财政、外贸、金融、国际收支、国际金融治理之间的关系。吴念鲁的相关研究丰富了当时人民币汇率的研究。 五、推荐理由(由推荐人/推荐机构提供) (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若干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指导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该研究提出一整套汇率改革的原则、方针与路径安排,重点强调汇率作为系统性价格改革的关键,国内价格若不理顺,就不可能推进汇率市场化,故此必须注重在市场化进程中协调和改进其与财政、外贸、金融、国际收支、国际金融治理之间的关系。该研究的最大特色是成型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并在指导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不断完善。该研究认为: 1、人民币汇率改革应主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确定汇率水平原则。“从理论上讲,人民币与外币的汇率应该是国际价值量之比,即它们商品和劳务在国际市场上所反映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之比。这就必须真实地反映国内外市场价格的变化和各国物价水平。这个物价水平包括贸易、非贸易及劳务等。”即理论上的“均衡汇率”,故此,应尽快确立理论比价模型。二是确定经常性调整方式。即采取哪一种汇率制度安排,浮动或固定汇率等等,为使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应根据市场的波动建立有效汇率指数。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目标是汇率水平合理化,充分发挥其经济杠杆的作用。 2、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应依据不同阶段经济、经贸、金融、内外部条件变化确定汇率改革的重点、方式、方法与阶段性目标,并与其他经济政策、管理手段配套使用。汇率作为资金对外价格,必须重视在不同阶段,其变动导致的资金运动所产生的风险,以及不同汇率制度的安排所产生的利弊影响。为此,应建立人民币汇率监测指数,加强完善,对外汇资金收支的流量、存量变化的监管体系。 3、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必将嵌于我国金融对外开放进程中,与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本账户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紧密相连,应将上述问题作为整体在改革中予以系统性考量,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应放在国际货币体制改革这一大环境中研究,以开放促改革、以协调控风险。这一观点对我国现阶段的汇率市场化改革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提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背景、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981年以来,为了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需要,人民币汇率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81年初至1984年底的双重汇率制,1985年的单一汇率制和两次汇率下调后,吴念鲁、陈全庚对这一轮汇率改革的措施进行了评价,指出了人民币汇率下调作用的局限性,并提出了人民币汇率水平确定的基本思想、汇率的调整以及人民币汇率应略有高估等观点;1990年11月17日,人民币再次对外币贬值,这一次贬值是配合1991年外贸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采取的重要行动,针对这一轮改革,吴念鲁提出了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新目标和方针,并就汇率改革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调剂价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汇率的合理水平、人民币汇率应向弹性汇率制过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建议。1994年,人民币实现汇率并轨,取消官方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在这一标志性的改革实行后,吴念鲁、陈全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和步骤设想。 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陈全庚、吴念鲁参与制定过多种外汇法规和制度,主持参与有关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出外汇体制改革和建立外汇市场的方案,多次参加国际谈判和国际金融交流研讨活动。 汇率问题是国家经济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同时,汇率的决定也是最为复杂的问题。吴念鲁、陈全庚在自身工作中,用多年时间把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对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货币汇率的演进历史、汇率政策制定的依据以及不同角度的争议做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对各个时期、各个阶段进行了科学的划分,对汇率政策的制定作了较深入的理论阐述和分析。填补了该领域资料的空白。通过关于这一领域的一系列文章,他们不但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和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他们对人民币汇率改革及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问题提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在理论上都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实践价值,为政府管理部门改革和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三)吴念鲁、陈全庚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的突破与创新。(其成果主要反映在他们共同撰写的《人民币汇率研究》(2002年修订本)和其它著作以及其它发表的大量论文中) 1、首次系统、全面、科学、深入地梳理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各阶段人民币对西方国家以及苏联、东欧货币汇率制定的背景、制定的原则、演进的过程,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和资料,填补了此领域的空白。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对时期的划分和汇率政策理论基础的分析,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不可替代性。 2、首次提供了有关“1973年西方货币实行浮动汇率后,人民币实行一篮子货币政策的原则方案和日常调整原则。”并写出“有关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情况反映”(内部调查报告),该文对今后如何在外贸中采用什么货币计价结算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针对1994年汇率实行并轨后,写出了“关于人民币实行目标管理和汇率机制市场化的意见”对下一步汇改有着重要的指导参考作用。 3、首次探讨了外汇与人民币资金运动的关系,提出“外汇资金收入和支出的流量构成国家外汇储备存量变化,外汇资金的流入和流出的流量运动则构成国家对外债权、债务存量的变化”的科学、动态的观点,有助于深入研究汇率、资本流动与外汇储备之间的动态关系。 4、对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政策制定,进行了深入的理论与实际的研究和探讨,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对人民币可兑换与国际化的条件、步骤、作用、影响,以及把握开放的顺序和节奏,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演进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强调我国的汇率制度的制定必须独立自主。 5、强调在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建立汇率波动的监测机制,进一步完善外汇监管体系的建设,目的是有助于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符合实际,符合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有助于金融风险防范,为国家制定和调整汇率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决策依据。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吴念鲁,《困扰西方的货币风潮》,《人民日报》,1978年4月29日。 吴念鲁、陶湘,《西方货币制度的改革和前景》,《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4期。 吴念鲁、陶湘、陈全庚,《国际支付中的货币与汇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 王传纶、吴念鲁,《对今后人民币汇价改革方针的几点意见》,《金融研究》,1981年第11期。 5.吴念鲁,《利用外资与国际收支平衡》,《国际金融》,1982年第6期。 吴念鲁,《汇价变化与出口商品交易的关系(上)》,《国际贸易》,1983年第1期 。 吴念鲁,《汇价变化与进口商品交易的关系(下)》,《国际贸易》,1983年第2期。 吴念鲁,《人民币汇价的性质和改革方向》,《金融研究》,1983年第9期。 吴念鲁,《关于国际资产的储备管理》,《世界经济导报》,1983年1月17日。 10.吴念鲁,《有关人民币汇价改革的几个问题》,《金融研究》,1984年第12期。 11.吴念鲁,《汇率的变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红旗》,1985年第15期。 12.吴念鲁,《论国际货币基金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研究》,1986年第3期。 13.吴念鲁,《对我国对外金融发展战略的探讨》,《国际金融研究》,1986年第1期。 14.吴念鲁等,《外汇留成问题专题讨论》,《国际金融研究》,1986年第4期。 15.吴念鲁,《谈人民币汇价改革和政策的制定》,《中国金融》,1986年第5期。 16.吴念鲁,《汇率风险和对策》,《中国金融》,1986年第12期。 17.吴念鲁,《货币、汇率、外汇储备及其风险》,《国际金融研究》,1987年第4期。 18.吴念鲁,《谈中国开放外汇市场问题》,《中国对外贸易》,1987年第5期。 19.吴念鲁、张颖,《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反思》, 《上海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5月。 20.吴念鲁,《关于实行现汇留成和开放外汇市场的建议》,《金融科学》,1988年第2期。 21.吴念鲁,《试论外汇的概念》,《国际金融研究》,1988年第2期。 22.吴念鲁,《外汇与人民币资金间的运动关系》,《国际金融研究》,1988年第5期。 23.吴念鲁、张颖,《人民币汇率贬不贬?不贬,怎么办?—对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意见》,《国外金融动态》(中国银行),1988年第19期。 24.Wu Nianlu,The present exchange control in china and its problem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rospects,Swiss Bank Corporation,1989.5 吴念鲁、陈全庚,《人民币汇率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出版,1992年再版,2002年修订版。 26.吴念鲁,《试论人民币汇率的确定》,《国际金融研究》,1989年第6期。 27.吴念鲁等,《国际金融手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 28.吴念鲁,《国际金融纵横谈-对策研究》(第五章、第六章),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 29.吴念鲁,《实行现汇留成 开放外汇市场》,《中国金融》,1991年第4期。 30.吴念鲁,《再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国际金融研究》,1991年第6期。 31.吴念鲁,《国际货币制度改革述评》,《国际金融研究》,1994年第2期。 32.吴念鲁,《欧元启动前的三大问题》,《人民日报》,1997年10月14日。 33.吴念鲁,《论人民币汇率机制及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前景》,《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34.吴念鲁,《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路在何方?》,《现代商业银行》,2000年第4期。 35.吴念鲁,《未来十年全球经济金融走势及对策思考》,《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6期。 36.吴念鲁,《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几点思考》,《中国改革报》,2003年7月31日。 37.吴念鲁、鄂志寰,《近期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成因与对策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03年第9期。 38.吴念鲁,《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思考》,《现代商业银行》,2003年第10期。 39.吴念鲁,《给人民币汇率一个说法》,《中国商人》,2003年第11期。 40.吴念鲁、陈全庚、鄂志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将成主导》,《银行家》,2004年第11期。 41.吴念鲁、陈全庚、鄂志寰,《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财经科学》,2005年第1期。 42.吴念鲁,《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方针与步骤》,《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4期。 43.吴念鲁,《外汇风险及其防范》,《新金融》,2005年第5期。 44.吴念鲁,《我国当前的外汇风险及其防范措施》,《新金融》,2005年第6期。 45.吴念鲁,《回归到真正的有管理浮动》,答记者徐以新,《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5月17日。 46.吴念鲁,《独立货币政策是首要选择》,答记者徐以新,《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5月18日。 47.吴念鲁,《我们需要怎样的汇率制度》,《中国证券时报》,2005年6月12日。 48.吴念鲁,《我们需要怎样的汇率制度》,《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6月18日。 49.吴念鲁,《汇率制度改革需要充分的过渡期》,《中国改革报》,2005年6月23日。 50.吴念鲁,《金融热点探析》(汇率篇),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 51.吴念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与作用的评估》,《金融评论》,2007年第1期。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详情]

候选理论:金融市场率先改革开放推动整体经济转型

  一、候选理论名称 以金融市场率先改革开放推动中国整体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探索与研究 二、主要贡献人候选人 蔡重直、吴晓灵等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简介(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编订) 传统的改革理论一般强调价格和所有制改革对经济转型的关健作用,而把金融和资本市场放到较后的位置。以蔡重直、吴晓灵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的金融学人在1984年发表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突破传统思维束缚,提出中国要以建立资本市场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后来这批人亲身参与的金融改革证明,资本市场的早期建立与开放,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功推进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 五、推荐理由(由推荐人/推荐机构提供) (一)以金融市场率先改革开放推动中国整体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探索与研究,是基于1984年以蔡重直、吴晓灵为首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的研究生们提出的建立中国金融市场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因提纲封面是淡蓝色,因此后来被称为“五道口蓝皮书”)。 中国金融改革必须重新确定战略指导思想,摆脱金融改革单纯局限于金融机构改组的被动局面。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以开放金融市场为突破口,全面改革中国的金融体制,构建一个全新的金融体系。 逐步稳妥地开放金融市场是我国经济改革大趋势的客观要求,开放金融市场可以一举改变金融改革不适应经济改革的被动局面,并且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准备必要条件。经过多年的经济改革,我国开放金融市场的经济基础已具备,同时经济改革的发展正在促成金融市场所需要的其他客观条件。 我国开放的金融市场,其基本含义在于:第一,它在一定范围内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金盈余单位与资金短缺单位创造一个直接交流的场所。第二,它为交易的双方提供进行多种金融工具或证券交易的场所。为投资者在投资方向、投资方式、投资条件等诸多方面提供多种选择;为借款者在借款来源、借款方式、借款条件等方面提供多种选择。 在金融市场参与者层面,金融机构要多样化。要允许成立集体性的、地方性的、行业性的金融组织;允许各产业部门按照保险法规成立专业自保公司;彻底改变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成立各种专业的保险公司,人保准备金应参加金融市场的长期投资活动。为保证市场的运行,还应根据条件建立必要的专业性非银行金融机构,来专门组织市场业务。银行机构如何进入金融市场是金融市场运行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金融市场结构与工具层面,我国的金融市场可以由两部分组成,分别为短期资金市场和长期资金市场:短期资金市场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资金配置的有关问题,比如开放银行短期信贷市场,开放短期证券市场(国债、银行承兑票据和商业票据、贴现市场等);长期资金市场建设的关键是证券市场的形成,要开放证券市场,开放抵押贷款市场;建立证券二级市场;开放银行中、长期贷款市场。同时要开放外汇市场,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我国建立国际金融中心。 在立法方面,应积极开展有关经济金融立法的研究和制订工作。 开放金融市场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客观要求,是金融体系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它要求我们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扬弃已过时的金融理论,全面开创金融改革的新局面,使金融改革成为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改革的“催化剂”。 (二)《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蓝皮书”)提出中国要以建立资本市场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中国金融改革必须冲破传统思维的束缚,重新确定新的战略指导思想,摆脱当时金融改革单纯局限于银行机构改组的被动局面,全面开创中国金融改革的新格局,这在中国金融改革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标志性意义。 在“蓝皮书”诞生五年前,以中国农业银行的设立为标志的金融改革就已拉开序幕。1980年6月和8月,国务院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了金融改革的问题。1981年,理论界提出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最初设想:改革国家资金和信贷管理体制,改组金融体系,建立中央银行。此后,银行改革进一步推进,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正式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职能。1984年春,中国又在孕育一轮新的改革开放浪潮,虽然金融改革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是如何全面推进金融改革,依然没有一个整体可行的方案,并存在多种争论,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大财政、小银行”还是“小财政、大银行”的问题;二是银行要不要发放中长期贷款问题。由于当时各种传统的计划思想体系、理论基础依然占据主流,金融领域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管理的色彩,有关金融改革的争论层次并没有深入下去。 “蓝皮书”提出以建立资本市场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为当时理论界带来了全新的观念。“蓝皮书”对当时金融体制运行中的矛盾有深刻的洞察,又对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提出了详细的方案,第一次系统地提出要建立金融市场的思想。虽然受种种条件限制,“蓝皮书”中的观点和思想不一定为当时的金融专家和理论工作者所接受,而且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也不适合金融市场的建立,但“蓝皮书”的代表意义却是深远的,从改革的趋势和发展方向上看,建立金融市场的思路被证明是正确的。“蓝皮书”也准确判断了当时中国的经济金融环境和形势,其关于发展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些设想和构思具有超前意识,它直接引起了国家高层领导的重视,并影响了“七五计划”建议中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容。 1984年5月31日至6月7日,在安徽合肥举行的中国金融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简称“合肥会议”),以蔡重直、吴晓灵等为首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的研究生在临近会期结束时宣读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正式提出把建立金融市场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它是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之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院年轻的金融学子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蔡重直起草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初稿,经研究生部同学们讨论,齐永贵、波涛、万建华等人对提纲内容进行完善,并在“合肥会议”上宣读。合肥会议后,蔡重直等对提纲进行了修改,进一步充实了提纲的内容,建立金融市场的表述更加清晰,结构也更加严谨,并以《金融改革战略研讨》为题,发表在《金融研究》1984年第8期上。作为蓝皮书的重要参与者,吴晓灵在《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从构思到发表的整个过程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不仅组织了提纲撰写的分工与“合肥会议”会务组的协调,并且在以后的不同时期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了蓝皮书“建立资本市场”的建议,使得金融市场按照预期成为推动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平台。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蔡重直、吴晓灵、齐永贵、万建华、波涛等,《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征求意见稿)》,1984年5月31日至6月7日,蔡重直等在合肥举行的中国金融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宣读。 2.蔡重直、波涛、齐永贵、万建华、李弘,《金融改革战略探讨》,《金融研究》,1984年第8期。 3.蔡重直,《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探讨》,《经济研究》,1984年10期。 4.吴晓灵等,《关于金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几点意见》,1984年11月在“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会议讨论意见。该小组1984年由国务院成立,刘鸿儒任组长,小组提出的金融改革初步方案,影响了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5.吴晓灵,《金融体制改革研究提纲》,1984年12月,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会议讨论意见。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详情]

候选理论:劳动力市场概念的政策突破与理论论证

  一、候选理论名称 劳动力市场概念的政策突破与理论论证 二、主要贡献人候选人 高尚全、宋晓梧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简介(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编订) 1990年代初,高尚全关于区分出劳动力与劳动者、劳动就业的区别,确定了劳动力市场概念的研究,为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劳动力市场”概念起到重要作用;宋晓梧界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内涵及外延,对体制转轨时期的劳动力市场相关概念及其运行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入研究。两位学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构建的关键时刻,以很大的理论勇气,为劳动力要素顺利导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除意识形态造成的理论空白,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推荐理由(由推荐人/推荐机构提供) (一)高尚全同志提出,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之后对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了。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特别提出“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是,发展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党的文件第一次明确使用劳动力市场替代模糊不清的劳务市场概念。在此决定中,高尚全对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详细阐述了提出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必要性和合理性,指出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也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他结合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区分出劳动力与劳动者、劳动就业的区别,从而确定了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实际上,劳动力不等于劳动者,更不同于劳动就业,它们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劳动力指的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劳动者是劳动的主体即人自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具有商品的属性,同样具有实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劳动力的价值要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实际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就是一种交换关系,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就必然否定劳动力具有价值,就不能科学地说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劳动力作为商品,就需要交换,于是就产生了劳动力市场。 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只有和劳动力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实现价值增值。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的增值意味着包括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者资本的扩大、社会财富的增长。这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劳动力进入市场,是自然而然的,即使创造出剩余价值也没必要回避劳动力市场的概念。 高尚全提出确立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中唯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应该进入市场,劳动者的素质、劳动者的价值得到准确公正的评价,企业和劳动者才能在资源基础上进行双向选择,从而促进劳动力资源以及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我国已经存在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市场是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现实。但当时的劳动力市场还处于发育的初级阶段,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竞争主体来看,在国有部门中,由于劳动人事制度尚未进行彻底改革,阻碍了市场主体的形成;在非国有部门,尽管市场主体地位已基本形成,但市场主体的权益还缺乏保障。从市场运行机制上看,劳动力价格标准不统一,在相当大的领域内,工资既不反映劳动力成本,也不反映劳动力供求,没有发挥调节市场运行的机制作用。从市场竞争秩序上看,缺乏必要的维护竞争、调控市场以及法律监督的手段。从市场服务体系上看,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全建立,从就业培训到医疗、工伤、退休保险以致失业救济等方面的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因此,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速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以承受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巨大的就业压力。 (二)宋晓梧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应引入市场机制配置我国劳动力资源,并于上世纪90年代初分析了劳动力市场与“劳务市场”的区别,主张以劳动力市场一词取代多年来流行的“劳务市场”,并提出应以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为主线,全方位推进劳动体制改革。他在分析劳动力市场与其他生产要素市场异同点时首次提出:“劳动力永远附着在劳动者身上,所以不论其支配权是否发生了暂时的转移,都与它的供给者不能分离。由此产生了与其它生产要素市场的两个不同特点:第一,劳动力的供求双方始终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双方是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双方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因此,这种关系具有社会性、政治性,一旦处理不当,就会造成社会政治生活的不稳定。而其它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一般不具有直接的政治性质。第二,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关系不仅发生在市场交换的过程中,而且一直沿续到企业的生产过程中。这样,企业内部复杂的劳动关系,包括工作条件、工资福利、奖励惩罚、培训教育、安全卫生、社会保障等等,都要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国家法律规范内协商确定。可以说,大量的劳动关系发生在企业内部。而其它生产要素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一般只发生在市场交换的过程中,不会沿续到企业内部。”基于这两个特点,劳动力供求双方的组织行为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由供求双方的组织进行集体谈判来确定劳动条件,协调有关的劳动关系,可以使政府处在比较超脱的地位,正常情况下不会与经营者组织或工会组织发生直接的对立,从而有利于社会和政治局势的稳定。一是由经营者组织和工会组织集体谈判条款约束劳动力市场上的个人行为,特别是企业内部的大量劳动关系,政府就可以摆脱日常的、个别的、具体的劳动关系,集中力量于宏观调控和立法监督。” 这一时期,宋晓梧还对我国转轨时期的劳动力市场主体与集体谈判、劳动力市场运行与宏观调控等基本理论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宋晓梧认为,“实行政企分离后,政府不再代表企业了,企业需要有自己的组织,这是对国有企业而言。至于非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政府本来就不能代表它们,当然更需要有自己的组织。”“从培育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出发,还要考虑工会职能的转变问题。工会的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是相关联的,但不能混为一谈。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从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需要有明确的利益主体代表出发,在经济利益方面,工会应当是劳动力供给方的代表,而不能是政府、企业、职工三方的代表。” 2008年,宋晓梧在一次理论研讨会上回顾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过程,充分肯定劳动力市场逐步发育成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他指出:劳动力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劳动力市场组织行为的缺失,是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瓶颈” 。“由于劳动力市场组织行为缺失,劳动争议案特别是集体劳动争议案绝大多数由政府出面直接处理。由于劳动力市场组织行为的缺失,政府只好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劳资纠纷,原本应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协商解决的市场机制被大大局限住了。同时人们看到,缺少劳动力供求双方组织行为的制约或平衡,当政府急于招商,提出重商富商口号时,劳动者的权益往往容易受到侵害;当政府关注民生,侧重保护弱势群体时,经营者的权益往往容易被忽视。”“完善劳动力市场的组织行为,涉及雇主组织和工会。这显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综合性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的组织权、谈判权、罢工权如何界定?经营者的组织权、谈判权、关厂权如何界定?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立足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认真加以研究解决。”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尚全和宋晓梧提出的适应经济转轨要求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突破和建构的理论,逐步被经济理论界广为接受,在培育我国劳动力市场方面发挥了指导作用。 (三)高尚全同志早在1956年前就提出,要给企业自治权的理论(发表于《人民日报》1956年12月6日第2版),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和好评,被联合国翻译成英文,并加按语。1982年进入国家体改委后,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特别是要素市场的建主和发展,作了艰苦的探索和研究。 高尚全同志对劳动市场政策突破和理论贡献,实出表现在:他用现代劳动力市场理论取代“劳动就业市场”传统的理论。在参与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工作中,他担任了市场体系分小组的负责人,起草小组总负责人是温家宝同志。高尚全虽然几次提出要写上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但有人不赞成,主要理由是“提出劳动力市场会影响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因此,199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送审稿上仍然用了“劳动就业市场”,高尚全作为列席常委会讨论者,眼看就要讨论通过的《决定》,仍保留“劳动就业市场”,出于改革初心,大胆勇敢地举手发言,一口气讲了必须理直气壮地肯定劳动力市场的五点理论思考: 一是,如果劳动力不进入市场,其劳动价值不能体现出来,平均主义就是因为没有市场评价;二是,劳动力是最治跃的要素,它不进市场,现代市场体系就建立不起来;三是,我国就业压力这么大,靠政府配置劳动力资源,根本解决不了这个社会问题;四是,发展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实行职工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只会增强劳动者选择职业的自由度,实践人尽其才;五是,我国客观上已经存在劳动力市场,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引导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充分利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高尚全的建言得到家宝同志的赞同和支持。他在高的书面稿上写上“请泽民同志参阅”,总书记批示:“复制请常委同志参阅”,各常委都无意见,最终,把“劳动力市场”载入史册。 (四)宋晓梧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与其他生产要素市场异同点的分析,准确界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内涵及外延,对体制转轨时期的我国劳动力市场相关概念及其运行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上世纪90年代初劳动部制定以培育劳动力市场为主线的《劳动体制改革总体思路》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劳动力市场在突破“姓资姓社”的政治障碍后,迅速在实践层面得以推行提供了理论指导。 宋晓梧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对我国转轨时期的劳动力市场运行将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作了准确的预见,并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要明确劳动力市场供求主体地位,建立集体谈判机制,难点在于转变工会组织的职能,建立健全雇主组织等,至今对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仍有重大指导意义。 上世纪90年代初,宋晓梧在劳动力市场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就业、劳动报酬、劳动保障三者的相关关系,阐明了转轨时期就业体制的特点,提出市场导向的就业理论,提出宏观调控应坚持就业优先的理念,丰富和完善了我国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的政策突破和建构。 (五)高尚全结合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区分出劳动力与劳动者、劳动就业的区别,从而确定了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他指出,劳动力不等于劳动者,更不同于劳动就业,它们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具有商品的属性,同样具有实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劳动力的价值要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劳动力市场客观存在。高尚全提出确立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同时他对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进行了分析,从劳动力价格标准、市场竞争秩序、社会保障等多个角度为我国在转轨时期确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 宋晓梧提出应引入市场机制配置我国劳动力资源,他分析了劳动力市场与“劳务市场”的区别,主张以劳动力市场一词取代多年来流行的“劳务市场”,并提出应以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为主线,全方位推进劳动体制改革。宋晓梧还对我国转轨时期的劳动力市场主体与集体谈判、劳动力市场运行于宏观调控等基本理论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对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工会职能转变、工人权利保障等作了深入论述,为我国建立、健全我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两位学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构建的关键时刻,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开拓了中国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概念的政策突破与理论论证,为劳动力要素顺利导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除了意识形态造成的理论空白障碍,为构建我国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宋晓梧,《失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面临的新挑战》,《改革》,1990年第2期。 2.冯兰瑞等,《论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年1月。 3.符钢战,《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经济分析 从微观到宏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4.傅喜国,《论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困境与实践可能性》,《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6期。 5.宋晓梧,《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经济研究参考》,1992年7月。 6.戴圆晨,《市场体系培育中不能缺少劳动力市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2期。 7.肖立见、林志平,《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1993年第2期。 8.闵友诚,《关于劳动力商品和劳动力市场问题》,《财贸研究》,1993年第2期。 9.“中国劳动力市场及工资改革”课题组,《培育劳动力市场必须承认劳动力是商品》,《经济研究》,1993年第3期。 10.宋晓梧,《劳动力流动的国际比较》,《经济日报》1993年3月10日、12日。 11.宋晓梧,《劳动力市场运行与宏观调控》,1993年劳动部举办的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研讨班上的讲稿,正式发表于宋晓梧著《产权关系与劳动关系》,企业管理出版社,1995年,第265页至288页。 12.宋晓梧主编,《劳动力市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 《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几个理论问题》,节选自《劳动力市场》,1994年《中国劳动报》连载10期。 13.吴柏均,《走出“马尔萨斯陷阱” 中国劳动力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14.晓亮,《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四个理论问题》,《中国经济问题》,1993年第4期。 15.杨启先,《中国市场经济大思路》,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 16.陈东升,《论市场经济下劳动力的市场配置问题》,《经济师》,1993年第8期。 17.张建国、李振宇,《关于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探讨》,《经济研究参考》,1993年Z3。 18.谢晓凌,《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和管理》,《经济研究参考》,1993年Z6。 19.夏永祥,《市场经济与劳动力资源配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宋晓梧,《以培育劳动力市场为主线深化劳动体制改革》,《中国劳动科学》,1993年第11期。 21.宋晓梧,《关于劳动力资源市场配置的提法问题》,为劳动部领导参加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准备的参考材料,写于1993年11月,夏积智、陈宇参与此文撰写。正式发表于宋晓梧《改革:企业.劳动.社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至159页。 22.高尚全,《市场经济与劳动力市场》,《中国改革》,1993年第11期。 23.高尚全,《谈我国的劳动力市场问题》,《中国经贸导刊》,1994年第7期。 24.高尚全,《为什么要提出“劳动力市场”》,《劳动世界》,1994年第1期。 25.宋晓梧,《劳动力市场主体与集体谈判》,《国际劳工调研》1994年第1期。 高尚全,《“劳动力市场”是改革理论的一大突破》,《学理论》1994年第2期。 27.王栋,《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财经问题研究》,1994年第1期。 28.劳动部就业司课题组、劳动部劳科所课题组,《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与发展研究》,《管理世界》,1994年第3期。 29.陈恕祥; 浦惠霖,《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商品》,《经济评论》,1994年第3期。 30.谢晓凌、辛仁周、武小晋,《培育劳动力市场的若干理论与现实问题》,《管理世界》,1994年第4期。 31.许经勇,《劳动力市场的确认: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当代经济研究》,1994年第4期。 32.张炳申,《劳动力市场配置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43.刘昕,《论中国企业家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中国人民大学,1994年。 34.伊志宏,《劳动力市场》,人民出版社,1994年。 35.宋晓梧著,《通过市场实现就业》,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36.宋晓梧著,《产权关系与劳动关系》,企业管理出版社1995年出版。 37.王东京,《关于开放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经济问题》1995年第1期。 38.郭飞,《关于我国劳动力市场若干问题的思考》,《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 39.辛仁周,《制约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若干因素分析》,《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1期。 40.宋彦军、王学明,《论建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意义及前提条件》,《财金贸易》,1995年第2期。 41.宋晓梧、张小建、陈宇,《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5年第3期。此文获第九届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 42.薄越亮,《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关键是培育市场机制》,《财金贸易》,1995年第10期。 43.袁宝华,《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全书·第二十八卷·劳动力市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44.肖茂盛,《中国商品经济与劳动力市场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 45.宋晓梧主编,《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全书》第28卷《劳动力市场》,山西出版社1996年出版。 46.宋晓梧主编,《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劳动出版社1997年出版。 47.何伟,《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商品》,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48.赵履宽等,《劳动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建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49.宋醒民、廖进球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力市场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50.杨先明、徐亚非、程厚思,《劳动力市场运行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 51.王裕国、陈爱民,《中国劳动力市场与就业问题》,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 52.廖泉文,《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与实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53.高尚全,《民本经济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54宋晓梧,《改革:企业·劳动·社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详情]

经济理论创新奖候选理论:灰色收入理论与实证研究

  一、候选理论名称 灰色收入理论与实证研究 二、主要贡献人 王小鲁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简介(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编订) 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证研究是国际上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王小鲁结合中国情况,首次使用灰色收入指数进行实证分析,并发表系列研究报告。经过大量调查、统计分析、计量模型分析等,进一步确认灰色收入的存在及其规模,系统跟踪了灰色收入扩大的趋势,并对灰色收入与腐败和体制缺陷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对促进我国反腐、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具有现实意义,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广泛关注。 五、推荐理由(由推荐人/推荐机构提供) (一)收入分配理论是国际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以往研究证明,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平会影响社会稳定、效率和发展。如何在公平和效率间找到合理的组合,及通过何种手段达到该目的,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在收入分配研究中,灰色收入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一定的关注和研究。但由于数据缺乏等原因,已有的国际研究还相当有限,我国国内更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因此经济学界在回答我国的收入分配实际状况和实际收入差距、差距扩大的原因、及统计未反映的收入之来源、流向、及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等重要问题方面受到很多局限。 在这方面,王小鲁在十几年前就进行了大量研究,通过调查、统计分析、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等方法取得了若干重要理论发现和实证结果。 第一,作者于2005年基于我国分省数据的模型分析发现: 1.“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差距先升后降的结果”,库兹涅茨曲线并非无条件下弯,而是受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体系健全程度、教育机会均等程度、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进程、政府廉洁与效率等诸因素影响,导致不同程度的收入差距。没有这些因素的变化,仅有经济发展,收入差距的缩小将遥遥无期。 2.收入差距并非随着市场化程度上升而不断扩大,相反,分省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省份收入差距反而较小,说明市场化对抑制收入差距扩大有积极的影响。 3.作者在模型中首次建立了“灰色收入指数”进行实证分析,证明灰色收入的存在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指出:“对企业的不规范摊派和灰色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腐败)都导致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特别是腐败对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有非常大的危害”,需推进改革,健全法制,严打腐败,改善收入分配。 第二,王小鲁于2007年首次发布研究报告,在实际调查基础上通过研究进一步证实,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存在着大量灰色收入(包括非法收入)。灰色收入因各种制度漏洞而形成,与腐败高度相关,集中流向少数高收入人群,导致过大的收入差距和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报告提出要推进多方面改革、促进制度规范透明、统筹反腐败工作、改善政府管理,消除产生腐败的体制根源,才能根本改善收入分配。此后,作者又陆续发布了第二和第三个研究报告,进一步确认了灰色收入的存在及其规模,系统跟踪了灰色收入扩大的趋势,并对灰色收入与腐败和体制缺陷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这项研究为国内外首创,在分析方法上也具有重要的创新性,系统证明了导致居民收入统计数据偏差的原因,使用创新的调查方法和计量模型分析方法、收入与消费函数模拟的方法对居民收入(包括隐性收入)的数量和分布进行重新推算和验证,在国内外经济学该领域研究中具有领先地位,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二)王小鲁等的论文《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王小鲁为模型分析的设计者、承担者和论文执笔者,是基本贡献人)采用中国分省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研究了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收入差距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发现我国一个时期以来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但计量模型和模拟分析显示,“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差距先升后降的结果”。既所谓倒马鞍形的收入差距库兹涅茨曲线,并非自动随经济发展而先上升后下降,而是有条件的,受到经济增长、再分配和社会保障、教育机会均等程度和基础设施条件、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廉洁等四大类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不同程度的收入差距。 作者还发现,在制度因素方面,“市场化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差距扩大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在市场化过程中,制度不健全、政府行为不规范和腐败现象,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和收入分配不公。因此需要通过政府改革,建立一套公平、规范、透明的制度框架来与市场体制相配套”。收入差距并非随着市场化程度上升而不断扩大,相反,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对抑制收入差距扩大有积极的影响。上述发现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该论文集中反映了作者对收入分配理论的贡献。 此外,王小鲁和樊纲共同领导的课题组还系统研究了公共教育和医疗、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农村扶贫等公共政策,及政府管理体制、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小企业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 王小鲁还在《中国收入分配向何处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社会保障体系对低收入居民、农村居民覆盖缺失、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设计不规范和缺乏统一标准、公共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阻碍了这些体系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有些还有负面作用,需要尽快扩大社会保障对低收入居民的覆盖,规范转移支付体系,促进公共教育均等化。 王小鲁在《以深化改革化解社会矛盾》(《开放导报》2006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公共资源管理不善是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扭曲的重要原因。需要推进政府和公共部门改革来改善公共资源分配。 上述两篇文章在上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三)王小鲁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于2005—2006年主持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课题,对全国60余座不同规模城市和县镇数千户城镇家庭的收入和消费状况进行调查,通过统计和计量模型分析、函数拟合,对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布进行推算,对居民收入统计数据进行校正,发表了研究报告《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比较》辑刊2007年7月,总第31辑,中信出版社)。 该研究发现,我国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存在着大量灰色收入(指来源不明、无法确定其合法性的收入,包括非法收入)。该研究对灰色收入的规模进行了估算,得出2005年全国存在4.8万亿元的隐性收入,其中灰色收入占大部分,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的严重扭曲。报告指出,灰色收入与腐败高度相关,其分布集中于少数城镇最高收入家庭,使实际收入差距远远大于居民收入统计所反映的情况。 作者指出:“灰色收入的来源,主要包括财政和其他公共资金的流失,金融腐败导致的信贷资金收益转移,由行政审批、许可、监管权力产生的钱权交易,土地收益的流失,以及垄断性行业的垄断收入等。”并提出,必须对腐败进行根本治理,要推进政府改革,促进制度规范化透明化,改革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投资管理体制,减少和清理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 上述报告发表后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小鲁还在《我国收入差距分析及对策》(《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一文中对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作了四个方面的归纳:其一是公共资金的流失,包括国有投资项目、预算外收费、财政转移支付的流失;其二是金融腐败;其三是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监管等活动中的寻租行为;其四是土地出让中的公共资源流失。文章针对这些情况提出了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具体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此后,王小鲁还在新的居民收入调查和系统性研究基础上,陆续发表了关于灰色收入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研究报告:《灰色收入和国民收入分配》(《比较》辑刊2010年第3辑,总第48辑)、《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2013年报告》(《比较》辑刊2013年第5辑,总第68辑,均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课题)。这两次研究结果与第一篇报告的结论高度一致,并发现灰色收入有扩大趋势,推算2008年灰色收入5.4万亿元,2011年6.2万亿元,仍主要集中于最高收入家庭。 研究指出,灰色收入与腐败密切相关,主要是在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产物。灰色收入大量存在严重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需要惩治腐败、实现政府廉洁,并要健全制度、强化监督,实现政府管理在阳光下运作,消除腐败根源,从而改善收入分配。 上述研究是国内外首创,具有开拓性和领先性,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具有重大的政策参考价值,对促进反腐与改革有重要意义。此外这项研究在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上也有重要的创新,通过新的调查方法取得了真实可信的数据,并将居民收入调查与计量模型分析相结合,通过建立恩格尔系数及多个控制变量与收入水平的函数关系,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群体的真实收入水平(包括隐性收入)的数量和分布进行推算和验证,这在研究方法上为国内和国际经济学该领域研究的首创。该研究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和重大反响,在国外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三)作者《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是国内首次综合分析多种影响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是首次应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收入分配状况和走势进行数量分析的研究。其关于收入差距库兹涅茨曲线下行所需社会保障、教育等公共服务、转移支付和相关制度因素等条件,关于市场化对收入分配的积极作用,以及建立灰色收入指数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具有原创性和重要的理论贡献,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 王小鲁于2007年首次发表的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和其后的系列研究报告,在缺乏常规统计数据,相关信息透明度低、敏感度高的条件下,采用创新的调查方法和模型分析方法对居民真实收入的规模和分布进行实证测算,估算了灰色收入的数量和变动趋势,考察了腐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收入分配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促进反腐、推动改革的重大现实意义。该研究将居民收入调查与计量模型分析相结合,通过建立恩格尔系数及多个控制变量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函数关系,推算不同收入居民群体的真实收入,在研究方法上为国内外该领域研究的首创,具有开拓性和领先性,并经受了实践检验,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上述报告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据不完全统计,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凤凰卫视、东方卫视、北京电视台、新华网、人民网、搜狐网、新浪网、腾讯网、和讯网、财经网、财新网、《参考消息》、《第一财经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日报》、《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华夏时报》、《新京报》、《中国经济时报》、《国际金融报》、《中国改革》杂志、《财经》杂志、《新世纪》、《国家财经周刊》、《中国经济周刊》等全国数十家主流媒体均做了专题报道或专访。据新浪网的网上调查,6000多名网友对该项研究结论的认同度高达84%。瑞士信贷等机构于2008年将作者的中文文章翻译为英文,若干国外主要经济媒体如《金融时报》、《经济学家》杂志等都根据国内媒体进行了报道。2010年灰色收入报告的英文编辑版发表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经济论文》(第10卷,2011年第1期),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英文刊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事务研究综述》(2012年,第32卷,第1期)发表了该研究报告的摘要本。 该项研究得到了学术界广泛和积极的评价,很多学者发表文章予以支持;作者于2011年因该项研究获首届中国软科学奖,被《财经国家周刊》评为2010年度对中国经济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人,被《南方人物周刊》选入2010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研究成果被《人民论坛》列为2010年社会类十大观点之首。上述研究成果收录于作者的文集《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中信出版社,2012年),该书获得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13),并分别被“新京报书评”和“第一财经-信诚基金年度金融书籍”评为年度好书和年度推荐书籍(2012)。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2.王小鲁:《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比较》辑刊2007年7月,总第31辑,中信出版社。 3.樊纲、王小鲁主编:《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 4.王小鲁:《中国收入分配向何处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5.王小鲁:《以深化改革化解社会矛盾》, 《开放导报》2006年第2期。 6.王小鲁:《我国收入差距分析与对策》,《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Vincent Chan: “Analysing Chinese Grey Income—By Prof. Wang Xiaolu”, Credit Suisse, 03 March 2008, Asia Pacific/China, Equity Research, Macro.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详情]

候选: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研究

  一、候选理论名称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研究 二、主要贡献人 卫兴华研究组(卫兴华、洪银兴、魏杰)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简介(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编订) 1980年代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一大批经济理论研究者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是王积业、桂世镛、廖季立、高尚全、卫兴华等一大批经济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被写入十三大报告。 卫兴华研究团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研究和理论创新的杰出代表,在国内较早对经济运行机制概念作出界定,并开展系统研究。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与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义,即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其内容相通,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推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机制。 五、推荐理由(由推荐人/推荐机构提供) 卫兴华等在国内最早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在1986年前后明确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认“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后,卫兴华研究组又进一步对此经济运行机制作系统的理论说明。卫兴华研究组最早对经济运行机制概念所指出的科学界定,现在已被经济学界广泛采用。“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在1989年风波不再被直接提,但应该肯定其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作用。该机制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推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机制。而且后来所明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义,即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其本质内容实际上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深化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年代。卫兴华教授和他指导的博士生洪银兴和魏杰在国内最早研究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并且明确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经济运行机制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阐述这个机制并做理论阐述的成果主要是:(1)卫兴华、洪银兴和魏杰在在1986年《学术月刊》第1期发表的《论企业活力和企业行为约束》提出,增强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活力,必须纳入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轨道。该文获1986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2)1986年卫兴华、洪银兴和魏杰合著《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人民出版社出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讨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国内第一次对“经济运行机制”概念作出界定,并明确提出“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思想。后来被经济学界广泛采用。(3)该研究团队在1987年第1期《经济研究》发表的《计划调节导向和约束的市场调节》一文中提出“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运行机制模式。认为计划与市场是主导与基础的关系,即“以计划调节为主导,以市场调节为基础”。(4)1989年出版的《经济运行机制概论》(人民出版社),系统阐述这种经济运行机制,获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5)洪银兴1985年在《经济研究》发表《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调节机制——兼论经济杠杆的类型及其功能》,该文获当年中青年经济改革优秀论文奖。在1988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博士论文《经济运行的均衡与非均衡分析》就是系统阐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论文。(6)魏杰对此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主要在国家调节市场的层面。他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151期发表《如何设置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的新运行机制》;在《人民日报》1988年8月26日发表论文《国家调节市场是复合性总体调节》;在《经济管理》1989年3期发表《对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机制的深层次思考》等论文;1990年出版专著《宏观经济政策学通论》(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9年6月,北京风波后,理论界“左”的观点冒了出来,有人把“经济运行机制”、“市场调节企业”等也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判。卫兴华始终坚持认为这个研究观点没有错。他在《重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及其他》一文中,为坚持这一模式进行了回顾与论证。当年9月,卫兴华等在《从无序走向有序的经济——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一书,专设一篇分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问题。在这本书中,论述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双向作用和市场引导企业的实现过程。指出:“第一,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对企业的管理要由原来的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而间接管理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辅之以其他手段将宏观计划目标传递给市场,规范和调节市场机制,然后再由市场机制直接调节企业的经营活动。国家是通过市场中介去间接管理企业的”;“第二,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就不能不让市场去引导企业,市场调节的对象主要是企业。”卫兴华在《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发表的论文《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根据和形式》中进一步说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是基本适用的。国家调节市场,是必要的,否则市场会是完全自发和盲目的。另外,讲市场调节,如果不允许市场引导企业,市场调节便失去了对象,市场调节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写进了十三大报告,这是对我们提出的经济运行机制研究的肯定,这种运行机制实行了多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不再提这个机制,但所明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述: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其本质内容实际上还是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相通的,表明这种机制对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期促进作用。 推荐该研究参与评选,一方面是希望学术界历史地肯定这项研究成果的历史贡献,同时也能客观地肯定这项研究成果对我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贡献。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卫兴华、洪银兴、魏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人民出版社,1986年。 2、卫兴华、洪银兴、魏杰,《计划调节导向和约束的市场调节》,《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 3、 卫兴华、洪银兴、魏杰,《经济运行机制概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 4、卫兴华,《重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及其他》,《市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 5、卫兴华、魏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经济——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 6、卫兴华、黄泰岩,《我国新经济体制的构造》,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 7、卫兴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评析》,《东南学术》,1998年第3期。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详情]

候选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研究

  一、候选理论名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研究 二、主要贡献人 蔡继明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简介(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编订) 按生产要素分配本来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畴,随着我国公有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转型,1980年代后期蔡继明与谷书堂(已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需要按劳分配,也需要实行按要素分配的问题,并论证了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剥削与私有制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思想后来也成为党和政府文件的精神。 五、推荐理由(由推荐人/推荐机构提供) 该研究揭示了按劳分配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矛盾,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该研究以广义价值论为基础,在坚持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相统一、物质财富生产和社会财富创造相统一、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相统一的基础上,论证了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社会财富按照各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是公平合理的分配原则。根据这一理论,非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不等于剥削,而作为无偿占有他人财富的剥削本身恰恰是对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的偏离或否定,剥削与私有制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只要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消灭剥削与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可以并行不悖。这就为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原则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这一观点是蔡继明和谷书堂教授于1988年在其学术论文《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首次提出的。该文获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入选论文奖,蔡继明和谷书堂教授作为我国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首,在张卓元教授主编的《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中、柳欣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学30年》、陈东琪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学史纲(1900-2000)》,张卓元等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 第一分册》、吴太昌等主编的《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中,均给予了肯定。王振中教授还将那篇获奖论文收入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学百年经典·下卷:1979—2000》(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研究是以作者独创的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蔡继明教授借鉴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新古典价值论以及斯拉法价值论的合理成分,独自创立了广义价值论,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要素按贡参与献分配提供了严密的价值基础,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与萨伊的“三要素理论”以及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划清了界限,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唯一以自己独创的价值理论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截止到2009年底,蔡继明教授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以及广义价值论共发表了50篇相关学术论文,出版了5部相关学术专著。经清华大学图书馆文献检索证明:截止到2009年8月8日,蔡继明1988年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在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被期刊论文共引用288次,其中他引254次;专著被引用90次,其中他引87次。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研究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关系的本质,为我国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的确立以及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制度和分配机制的完善奠定了理论基础。该理论是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之后的第二年即1988年提出的。中共十三大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关系表述为“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当时,“按生产要素分配”还被理论界普遍视为资本主义分配原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也一度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受到批判。但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这一理论逐步得到执政党的承认。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关系调整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首次“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将这一分配原则上升为分配制度,强调“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进一步强调: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更加具体地要求: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2015年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此前四种生产要素基础上又增加了土地要素,强调:“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 4.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研究为保护私有财产、发展非公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该理论不仅推进了中国转型期分配理论的创新,从而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和分配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要素市场的建立,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该理论阐明了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并把各生产要素的贡献与要素所有者的报酬是否一致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剥削的标准,从而证明剥削与私有制之间并没有本质的联系,消灭剥削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并行不悖,这就为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写进宪法以及将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理论依据。特别是在当前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现象时有发生,民间资本投资内冷外热,大量富人财产向境外转移的情况下,该理论为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加大对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保护力度,制定有效的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规章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 蔡继明,《非劳动收入的性质、来源及量的规定》,《理论内参》,1988年第8期。 2.蔡继明,《广义价值论初探》,《商业经济与管理》,1988年第2期。 3.蔡继明,《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矛盾》,《南开经济研究》,1988年第3期。 4.蔡继明,《社会主义平等与效率》,《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8年第3期。 5.谷书堂、蔡继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理论纵横》上篇,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6.蔡继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的价值基础》,《中青年经济论坛》,1989年第4期。 7.蔡继明,《论我国现阶段的公平分配原则》,《南开经济研究》,1990年第5期。 8.蔡继明,《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根源和对策》,《南开学报》,1990年第5期。 9.Gu Shutang,Cai Jiming,On 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on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Nankai Journal, No. 2, 1991,Nankai University Press. 10.蔡继明,《论公有制经济的双重分配原则》,《南开经济研究》,1992年第6期。 11.蔡继明:《垄断足够价格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 12.蔡继明、耿明斋,《公有制商品经济中的收入分配》,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13.蔡继明,《中国城乡比较生产力与相对收入差别》,《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14.蔡继明,《按贡献分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人民论坛》,1998年第4期。 15.蔡继明,《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实质是按贡献分配》,《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6期。 16.蔡继明,《中国脑体劳动收入差别:实证分析和价值判断》,《南开经济研究》,1998年第5期。 17.Cai Jiming,Productivity and Relative Income: A Comparison, Yanrui Wu ed., China’s Reform and Economic Growth, NCDS Asia Pacific Press,1998. 18.蔡继明,《论分工与交换的起源和交换比例的确定——广义价值论纲(上)》,《南开学报》,1999年第1期。 19.蔡继明,《论广义价值论基本定理及广义价值与劳动价值的关系——广义价值论纲(下)》,《南开学报》,1999年第2期。 20.蔡继明,《论我国现阶段的公平分配原则》,《经济学家》,1999年第2期。 21.蔡继明、刘澜飙,《中国三大阶层的收入分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22.蔡继明,《论非劳动生产要素与价值决定的关系》,载于王振中主编:《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3.蔡继明、李仁君,《广义价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24.蔡继明、袁易明,《中国21世纪收入分配展望》,王振中主编,《展望21世纪中国经济》,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 25.蔡继明,《再论非劳动要素参与价值创造》,《理论视野》,2001年第11期。 26.蔡继明,《21世纪中国理论经济学展望》,载于吴倬主编:《在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上――清华人文社科学者展望21世纪》,东方出版社,2001年。 27.蔡继明,《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 28.蔡继明,《关键是弄清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作用――也谈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学术月刊》,2001年10月。 29.蔡继明,《社会主义转型经济中的平等-效率分析》,载于王振中主编:《中国转型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物价出版,2002年。 30.蔡继明,《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矛盾、整合与转变》,载于王振中主编:《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1.蔡继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弱势群体的根本出路》,《新华文摘》,2002年第6期。 32.蔡继明,《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不等于剥削》,《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年第7卷第1期。 33.蔡继明,《分工交换中的价值计算: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10 次讨论会论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34.蔡继明,《广义价值论与功能性分配》,《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35.蔡继明,《价值理论创新与新世纪思想解放》,《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 36.蔡继明,《论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的统一》,《政治经济学评论》,2003年第1辑。 37.蔡继明,《收入分配理论》,载于胡家勇主笔:《转型经济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 38.蔡继明,《贯彻按贡献分配原则,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群言》,2003年第6期。 39.蔡继明,《另一种可供选择的价值理论》,《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 40.蔡继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意义》,《学习论坛》,2004年第7期。 41.蔡继明,《消除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障碍》,《科学中国人》,2004年第12期。 42.蔡继明、张克听,《股份制性质辨析》,《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1期。 43.蔡继明,《论价值决定、价值形成和价值创造》,《南大商学评论》,2005年第3期。 44.蔡继明,《中国的经济转型: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创新》,《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45.蔡继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论障碍》,收入王振中主编:《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6.蔡继明,《公私产权融和有利于共建和谐》,《中国改革报》,2007年6月7日。 47.蔡继明、王成伟、李亚鹏,《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从对峙走向融合》,《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48.蔡继明,《从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人民出版社,2008。 49.蔡继明,《价值争论与展望》,《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第1期。 50.蔡继明,《从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七大:解读平等、效率和公平关系的演变》,《经济学动态》,2008第1期。 51.蔡继明,《从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七大——分配视角的转变》,《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第1期。 52.蔡继明,《私有制在我国三十年的发展及若干争论》,《经济纵横》,2008第4期。 53.蔡继明,《从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政治经济学评论》,2008第2辑。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秘书处近日收到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研究”提出权问题的公开信,现将内容公布。 信件一 信件二: 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两次相关回复(信件一的附件1,信件二的附件3、附件4): 信件一的附件2: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0108民初7028号(全文略) 信件二的附件1、附件2:  [详情]

经济理论创新奖候选:比较产权研究的若干启示与假说

  一、候选理论名称 比较产权研究的若干启示与假说 二、主要贡献人候选人 黄少安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简介(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编订) 黄少安自1990年代初起,陆续发表了他关于西方产权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比较研究,构建了一个自己的产权经济学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包括交易费用、产权起源、产权制度比较与选择、企业产权制度和制度变迁等内容,提出了“准土地股权”和“潜产权”概念,论述了产权制度、所有制与企业制度的联系,并基于中国广东等地几个改革的实例,总结提炼和讨论了有关产权制度变迁的三个新假说。 五、推荐理由(由推荐人/推荐机构提供) “比较产权研究的若干启示与假说”集中体现了黄少安教授在产权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解释方面的贡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开拓性地对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进行系统的比较分 析,并构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对产权经济学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创新;运用产权理论分析、解释和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权改革实质;基于中国经济体制变迁和经济发展经验事实的理论总结和创新:提出并且论证了产权制度变迁的三个新的理论假说。 (一)基本理论层面 1、比较早对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对产权理论进行系统研究,1993 年底基本完成其博士论文《产权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1995 年以《产权经济学导论》为名出版,2005 年再版),构建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产权经济学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起源理论、产权制度比较与选择理论、企业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等。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发表了大量论文,如《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2 期)、《现代产权经济学几个基本问题研究》(《学术月刊》1999 年第 9 期)等。当时老中青三代学者都还比较认可,都有肯定性评论。也影响了该领域许多后续的研究者。 2、提出并且论证了“准土地股权”和“潜产权”概念。前者用来描述和解释中国农村承包之后农户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土地入股获得股权现象(《经济研究》1995 年,2005 年获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这一创新很适合解释后来的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中的“承包权”,现在的“承包权”的界定基本上就是当时界定的“准土地股权” ,虽然当时没有想着这些,但是,比较庆幸当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潜产权”概念和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解释产权起源的理论,能解释一些产权形式的出现和产权性质的改变,例如逐步地、渐进式地化公为私以及海洋海岛的实际占有、逐步变为所有权和主权等(“从潜产权到产权:一种产权起源理论”,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 年第 8 期) 。 3、构建了产权制度、所有制与企业制度的在在联系。认为产权制度是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或深层结构,构建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与全民所有制改革的逻辑联系,为国有企业两权分离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所有制深层结构改革与企业制度创新》,成稿于 1989 年,发表于 1990 年《经济研究》第 3 期) 。 (二)基于中国故事和经验,提出并且论证了关于产权制度变迁的三个新的理论假说。 经过比较长期的实地考察和思考,概括了广东“三茂铁路体制改革模式” (国有垄断行业改革模式----即中央政府、广东地方政府、粤西民众和三茂铁路公司联合创新、把一个国有有限责任公司改成多元股东的股份有限公司,本质上就是产权改革及股权多元化)、山东“诸城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模式” ,分析众多企业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为主)等现象,经过总结、提炼,提出并论证了“制度变迁边际效用先递增后递减的倒 U 型轨迹”、“政府通过非市场化手段推进市场化改革在一定限度内是可行和高效的”和“改革进程中不同主体有不同的角色定位而且可转换”三个新的制度变迁的理论假说(体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研究》的一系列论文中,集成于“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一文,获得过“孙冶方经济学奖” ----见《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4 期)。尤其是对三茂铁路体制创新和诸城改革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对改革实践和国家改革政策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影响很大。对三茂铁路创新的调研过程中,三茂铁路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一些当时的地方政府官员就很受鼓舞,也表达了不同意见,包括一些担忧。后来论文在《经济研究》发表后,在理论界也有影响,也有美国学者通过该论文关注中国垄断行业改革,联系我讨论有关问题,但是以还在探索中、经验不成熟,拒绝详细讨论,当时的考虑主要是怕涉及一些具体细节和国家安全。后来我们一直有一些跟踪观察和研究,非常遗憾,发现后来的中国铁路体制、包括三茂铁路体制,没有按照当时的方向深化改革,我们现在也还关注和跟踪,深入研究为什么、应该和能够怎么改革,仍然会用到“不同主体角色定位和转换的理论”。20 世纪中前期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开始的山东诸城中小企业改革,核心就是产权改革,主要做法就是把原来的国有资产评估以后卖给企业领导人和职工(人人持股),并且配有配套措施、尤其公司治理结构改革,被一些媒体简单概括为“陈卖光”(因为当时诸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人是陈光同志)。在全国影响很大,有不同意见和判断,时任总理朱镕基同志等领导也去视察过。当时的市委和市政府既有魄力也有压力。本人多次亲自实地调研,既接触领导,也背着领导接触各界人士和企业职工,写出了尽量真实客观的报告,并且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报告和建议 当时的国家经贸委,被当做重要的政策参考,有理论分析的部分发表在《经济研究》。当时理论界很多都关注了这一成果。当时的陈光同志看了报告后,说这是对我们的改革最真实、理解最透、最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报告,对我们的实践很有指导意义。后来联系几年我们都做跟踪研究,直接参与了诸城后续的改革实践,一些改革政策和方案的制定,我们都参与了。应该说,诸城改革的经验对全国国有中小企业的推动和影响很大,与我们准确的理论分析和判断有关。相关论文发表以后,在经济学界 也有不小的影响。我们也在此基础即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提炼,提出了一些新的有关产权制度创新的理论假说,算是理论上的一些创新。 (三)产权理论研究的拓展 1、把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拓展产权理论。如 2005 年和 2006 年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英国谷物法变革的重新解释及其对现实的启示》 ,尤其是关于英国谷物法变革的重新解释,为中国加入 WTO 的农产品谈判的原则和态度给予了理论上的确认。2009年《经济研究》的《转轨失衡与经济的长期和短期增长》即解释了体制转轨失衡或不同步情况下、产权交易如何奇妙地配置资源和影响经济增长。 2、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产权改革”即“产权改革核心论”, 通过考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企业(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福利制度改革等发现:实质和核心都是产权改革,与“价格改革核心论”不同,与“企业改革核心论”也有一些不同。1990 年的《所有制深层结构改革与企业制度创新》,1991 年的《产权的含义与产权制度改革》、2002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等。 3、推动与产权理论与相关学科和领域的交叉发展,主要是法经济学,2002年发表了在《经济研究》发表《悬赏广告的法经济学分析》等;在山东大学组织了法经济学研究团队,培养了一批从事法经济学研究的学者; 2003年发起了“中国法经济学论坛”,一年一届,一直持续至今。 (四)产权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产权理论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极为重要,黄少安在产权理论和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以及政策影响等方面做出了相对突出贡献。 1、产权制度改革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及对产权理论需要的迫切性。 中国自 1978 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乎每一项内容都是产权改革或者与产权改革高度相关,产权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无论是宏观的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深层结构或实现形式的改革、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集体企业产权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还是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等,都是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需要以产权理论为指导,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和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迫切需要。 2、黄少安确实在产权基本理论研究、运用产权理论解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提出政策建议影响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有相对突出的贡献。 黄少安作为入行比较早的学者,80 年代就开始研究产权理论和关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国内较早系统研究产权理论的学者,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还是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他都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对二者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从基本方法论到具体理论,黄少安教授的研究都是很系统和深入的。他在 1993 年底完成的博士论文《产权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后以《产权经济学导论》为题在 1995 年出版)中构建了系统的产权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在 1996 年发表的《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研究》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产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他还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交易费用理论、产权起源理论、产权制度比较与选择理论、企业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等产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他提出的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潜产权”的产权起源假说、“准土地股权”假说,是对产权理论的发展;对山东诸城中小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案例研究、广东三茂铁路的案例研究等都已经成为中国中小企业股份制改革和垄断行业放松管制的经典;对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对法经济学的研究拓展和深化了产权理论;创建《制度经济学研究》杂志和“中国法经济学论坛”,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黄少安,《产权.人权.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黄少安,《论所有制深层结构改革与企业制度创新》,《经济研究》,1990年第3期。 黄少安,《也谈国有股权的管理范围》,《经济研究》,1993年第11期。 黄少安,《从家庭承包制的土地经营权到股份合作制“准土地股权”》,《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 黄少安,《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黄少安,《四元主体联合创新中国铁路体制——以广东省三茂铁路公司的创建和发展为例》,《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 黄少安,《国有企业集团内部中小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多维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11期。 黄少安,《关于产权理论与产权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新华文摘》,1997年第9期。 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解释》,《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黄少安,《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变革及政府在变革进程中的角色——山东诸城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黄少安,《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 黄少安,《关于潜产权:一种新的产权起源假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年第8期。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详情]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介绍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一项旨在推动经济科学创新与进步,鼓励原始创新成果,促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研究的学术性、公益性专门奖项。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始创于2008年,每年(或每两年)评选一届,主要奖励已经经实践检验的关于中国经济的重大经济理论,奖金额为二百万元人民币,是国内目前金额最大的社会科学类奖项。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等单位共同举办。组委会名誉主席包括如下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序):厉以宁、刘国光、刘鸿儒、江平、吴敬琏和萧灼基。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组织和制度的保障。为了使这一奖项持续和长久运行,组委会组建了专门的机构和落实专职人员,制定了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章程和评选细则等一套完整、规范的制度。 二是经济学家的广泛参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邀请来自著名经济学家、国内经济类高等院校、经济研究机构、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和经济传媒机构200多位专家。 三是评选程序的公开、公平、民主、透明。评选经过候选理论推荐、第一轮投票和第二轮投票等严格程序,这是中国第一个采取广泛民主推荐、专家公开评选的经济学奖项。 自2008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已成功举办八届,分别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的主要贡献人杜润生,“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的主要贡献人厉以宁,“整体改革理论”的主要贡献人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价格双轨制理论”的主要贡献人华生研究组、田源、张维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的主要贡献人马建堂、周叔莲、江小涓,“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的主要贡献人黄达,“过渡经济学理论”主要贡献人林毅夫研究组、张军、樊纲,以及“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贡献人李实、赵人伟、陈宗胜获得。 全国人大常委会蒋树声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副委员长、全国政协郑万通副主席、全国政协陈宗兴副主席等为获奖者颁奖,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作为中央分管人才工作的领导出席了第二届评奖典礼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肯定了这个奖项的基本做法,鼓励奖项为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做出贡献,使理论之树常青。[详情]

经济学界盛事 2019创新奖评选启动

  新浪财经讯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以下简称“创新奖”),作为是中国第一个采取广泛民主推荐、专家公开评选的经济学奖项,自2008年创办以来,在于光远、张培刚、厉以宁、刘国光、刘鸿儒、江平、吴敬琏、萧灼基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学界广大学者和专家支持下,在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等单位共同努力下,成功进行八届评选,在经济学界和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2019年,创新奖组委会继续秉持推动经济科学创新与进步,鼓励原始创新成果,促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研究的宗旨,奖励已经经实践检验的关于中国经济的重大经济理论,在历届评选工作的基础上,完善学术委员会、优化评奖程序,于2019年6月4日启动第九届创新奖评选,并开始接受候选理论推荐。 创新奖作为国内目前金额最大的社会科学类奖项,长期以来得到奖金赞助单位——泰康保险集团大力支持,而从今年开始,泰康将奖金额由一百万元提高到二百万元。 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历届获奖名单 首届 获奖理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 理论主要贡献人:杜润生 第二届 获奖理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 理论主要贡献人:厉以宁 第三届 获奖理论:整体改革理论 理论主要贡献人: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 第四届 获奖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 理论主要贡献人:华生研究组、田源、张维迎 第五届 获奖理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 理论主要贡献人:马建堂、周叔莲、江小涓 第六届 获奖理论: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 理论主要贡献人:黄达 第七届 获奖理论:过渡经济学理论 理论主要贡献人:林毅夫研究组(林毅夫、蔡昉、李周)、张军、樊纲 第八届 获奖理论: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 理论主要贡献人:李实、赵人伟、陈宗胜[详情]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章程(2019年6月4日修订)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章程 (2019年6月4日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推动经济科学的创新与进步,鼓励原始创新性成果的涌现,促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性研究,特设立“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由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等六家单位(按参加先后排序)共同主办。 第二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由主办单位代表和其他有关人士组成,组委会内设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由主办单位推荐资深学者组成,组委会秘书处设在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由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负责具体实施工作。 第三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每年(或每两年)评选一次,设“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一项,最多获奖人数不超过3人(或组),奖金总额为人民币二百万元。 第二章 奖励的原则 第四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奖励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守宪法、热爱祖国、在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方面作出重大原始创新性成果的主要贡献人。该项成果需在中国经历十年以上理论验证或实践检验,并对中国经济发展或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五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将遵循公众参与、经济学界民主投票产生的原则;遵循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遵循尊重历史、学术严谨、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三章 奖励范围和评选程序 第六条候选理论的征集。通过公开渠道,广泛征集候选理论。候选理论或其代表作应是已经以文字形式公开或内部发表,发表时间原则上不早于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不晚于评奖年份前10年,即2008年度评奖的候选理论发表时间截止到1998年底,2009年度评奖的候选理论发表时间截止到1999年底,2010年度评奖的候选理论发表时间截止到2000年底,往后依次类推。申请和推荐候选理论需完整填写《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候选理论申请表》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候选理论推荐表》,并提供申请人和推荐人的真实身份和姓名。 第七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学术委员会对申请和推荐的理论审核后,在网上和其他媒体公布,公众可对网上公布的候选理论发表评论。 第八条全国主要经济研究机构、国家重点高校财经类院系、重要学术刊物和媒体负责人、国际著名中国经济研究机构以及其他重要经济专家至少100名专家、学者为受邀评审专家。由评审专家投票决定最终获奖者。 第九条评审专家投票结果的第一名为本年度获奖理论。 第十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将聘请公证机构对评选计票全过程和结果进行公证。 第四章 奖项其他规定 第十一条若某项候选理论成果由一人(或组)以上分别做出了重大原始创新性贡献,申请和被推荐者可以超过一人(或组)。 第十二条若申请和推荐的理论贡献人为一人以上时,应分别说明各人在该课题中所做出的主要贡献。 第十三条奖项只授予在世经济学家,同一研究领域,每人只可获奖一次。每届评奖如有其他补充标准,须提前公开说明,评奖的具体细则由“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或执行委员会发布。 第五章 颁奖 第十四条组委会将邀请获奖者参加颁奖的有关活动,包括出席颁奖仪式、接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奖金、证书及其他有关活动等。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本章程经主办单位2008年4月9日协商通过,经多次修订,本次修订即日生效。本章程由“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按参加先后排序)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详情]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评选正式启动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始创于2008年,每年(或每两年)评选一届,主要奖励已经经实践检验的关于中国经济的重大经济理论,奖金额为二百万元人民币,是国内目前金额最大的社会科学类奖项。本届奖项启动、评选和颁奖时间为2019年6月4日-2019年11月,2019年11月1日,在拜访获奖人后,将正式公布最终获奖者。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评选流程 2019年6月4日——11月 候选经济理论推荐(6月4日——8月1日) 候选理论审核(8月2日——8月10日) 候选理论公示(8月11日——8月20日) 第一轮专家投票(8月21日——9月16日) 第一轮投票计票(9月17日) 第二轮专家投票(9月21日——10月19日) 第二轮投票计票(10月19日) 新闻发布公布结果(11月) 颁奖典礼(11月)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评奖实施细则 (2019年6月4日通过) 2019年6月4日,根据《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章程》,本着公正、公平和公开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制定订并通过“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评奖实施细则”。 一、奖励对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奖励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守宪法、热爱祖国、在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做出重大原始创新性成果的主要贡献人。该项成果需在中国经历十年以上经济和社会实践的检验,并对中国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即该成果应该是在2008年12月31日前发表的经济研究成果。 2019年度设“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一项,最多获奖人数不超过3人(或组)。 二、评奖具体程序及时间安排 1、奖项启动、评选和颁奖: 2019年6月4日-2019年11月 2、候选理论推荐或自荐: 2019年6月4日-2019年8月1日 (1)机构推荐 推荐机构为经济理论研究单位、教学单位或其他学术团体。推荐者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奖网站下载并填写《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推荐申请表》,加盖单位公章,附上相关资料寄送至“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秘书处。 (2)个人推荐 推荐者需具有经济学类高级专业职称或财经类博士学位。每个理论需有2人共同推荐,推荐者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奖网站下载并填写《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推荐申请表》,附上相关资料寄送至“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秘书处。 (3)本人自荐 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奖网站下载并填写《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自荐申请表》。同时由两名推荐人下载并填写推荐表;两名推荐者需具有经济学类高级专业职称或财经类博士学位。申请表和推荐表填写完毕,附上相关资料寄送至“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秘书处。 (4)如推荐或自荐的候选理论为单一贡献人,同一单一贡献人每年只能有一项理论参加评选,如超过一个,由该贡献人自主决定参加评选的理论。 (5)申请和推荐候选理论贡献人可以是个人,也可是研究组,研究组以该组排位第一的成员命名,可列出该组3名以内(含3名)的成员。 (6)在上一年度第一轮投票得票率在10%以上的未获奖参选理论,继续作为本年度候选理论。 (7)在历届评选第一轮投票中得票率在10%以下的未获奖参选理论,经理论贡献人同意后,可以继续作为本年度候选理论。 推荐和自荐理论,都需要提供理论相关的论文、专著、专利和鉴定评审成果等,以及相应的证明材料,纸质版需装订成册,电子扫描版需按文件清单排序。若是论文,需同时提供该杂志的封面和目录及论文全文;若是专著,提供纸质版样书及著作封面、版权页和目录电子扫描版。以上所有表格及材料,纸质材料请用A4纸打(复)印一套、电子扫描版材料存储在U盘,于2019年8月1日前寄送至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所有材料以寄出的邮戳日期为准,逾期将不予受理。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章程》、《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评奖实施细则》、、《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自荐申请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推荐申请表》请登陆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奖官方网页查询或下载。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秘书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礼士胡同54号 电话:010-63342936-816或216 传真:010-65270301 电子邮箱:cetia@dfrfund.org.cn 3、候选理论审核 2019年8月2日-2019年8月10日 (1)申请理论名称,应体现和反映该项理论研究的具体问题或研究观点。 (2)组委会学术委员会对申请和推荐理论名称和主题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可进入候选理论公示环节。 如未通过初次审核,秘书处将审核意见反馈至申请和推荐人进行修改,修改后组委会学术委员会进行二次审核。二次审核通过后,可进入候选理论公示环节;二次审核未通过,将不能参与本届评选。 4、候选理论公示 2019年8月11日-2019年8月20日 5、评审专家第一轮投票 2019年8月21日-2019年9月17日 第一轮:对理论进行投票,选出进入第二轮的理论。不少于100位评审专家对所有符合发表时间范围要求、参选理论材料规范的推荐理论进行记名投票,对理论的主要贡献人不进行表决但可以补充主要贡献人提名。每一表决票可以选择最多赞成2个理论,按照得票多少,排名前2位的理论进入第二轮投票。 第一轮评审专家投票时间为2019年8月21日起至9月16日止,9月17日在公证机构的公证下,进行第一轮投票的计票工作并当场宣布投票结果。 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征询得票数排名前两位理论贡献人候选人意见:如有贡献人候选人同意该理论进入第二轮评选、并在当选后接受本奖项的,则正式进入第二轮评选;如所有贡献人候选人放弃评选,则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 征询候选理论贡献人候选人意见时间为2019年9月18日起至9月20日止。 5、评审专家第二轮投票 2019年9月21日-2019年10月19日 第二轮:既对理论进行投票,也对相应的主要贡献人进行投票。每一表决票只选择一个理论及相应的最多可选择3个主要贡献人。 2019年9月21日-10月18日,评审专家进行第二轮投票,对第一轮投票产生的前2名候选理论及其主要贡献人的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每一表决票只能选择赞成一个理论,同一理论的主要贡献人最多可选择3人(或组)。 主要贡献人获奖的基本标准为: 如有三人(或组)得票数量分别占该理论所有主要贡献候选人赞成票的比例超过25%,这三人(或组)共同获奖,获奖排序按照得票数量排序,奖金按照各自得票数占三人得票总数的比例分配。 如两人(或组)得票数量分别占该理论所有主要贡献候选人赞成票的比例超过25%,第二名得票占前两名得票总数的比例不低于40%方可成为共同获奖者,否则只是第一名得奖。 如只有一人(或组)得票数量占该理论所有主要贡献候选人赞成票的比例超过25%,第二名得票占前两名得票总数的比例不低于40%,第三名得票占前三名得票总数的比例不低于25%,方可成为共同获奖者,否则只是第一名获奖或前两名获奖。 如所有候选人得票比例都低于25%,得票第一者为当然获奖者,得票第二名者得票占前两名得票总数的比例不低于40%方可成为共同获奖者,否则只是第一名得奖。 多人获奖的奖金按照其各自得票占所有获奖者得票总数的比例分配。 同时,现场公布每个主要贡献人候选人得票数占该理论得票数的比例。 第二轮投票在公证机构公证下于2019年10月19日进行计票,但暂时不对外公布。 6、评奖结果公布 2019年11月1日,在拜访获奖人后,正式公布最终获奖者。 7、颁奖 2019年11月,举行颁奖典礼,颁奖。 三、附则 1、本实施细则由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负责修订、解释。 2、本实施细则经组委会修订之日起施行。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 2019年6月4日[详情]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征求推荐候选经济理论

  学术民主推荐  公开投票评选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征求推荐候选经济理论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一项旨在推动经济科学的创新与进步,鼓励原始创新性成果的涌现,促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性研究的学术性、公益性的专门奖项。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由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等六家单位(按参加先后排序)共同主办,每届奖励一个已经实践检验的关于中国经济的重大经济理论,奖金额为人民币二百万元,是目前国内金额最大的社会科学类的奖项,也是中国第一个采取广泛民主推荐、专家公开评选的经济学大奖。 自2008年至今,已评选八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每届经全国200多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系主要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投票,分别由杜润生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厉以宁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的“整体改革理论”,华生研究组、田源、张维迎的“价格双轨制理论”,马建堂、周叔莲、江小涓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黄达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林毅夫研究组、张军、樊纲的“过渡经济学理论”,李实、赵人伟、陈宗胜的“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获得大奖,引起热烈反响。 2019年第九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奖活动已正式启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现向经济学界公开征求推荐候选经济理论。具体事项说明如下: 1、凡是具有经济学类高级专业职称或财经类博士学位的人士,均可参与推荐。 2、推荐的经济理论应该是在2009年1月1日前公开的研究成果。重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理论。 3、推荐同一经济理论的原创者最多可以为三人(或组),既可以是各自独立的研究,也可以是分别进行的研究成果。 4、欢迎自荐。 5、推荐或自荐,请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评奖”新浪官方网页直接下载、填写有关表格。填写完毕,请附上相关资料以特快专递或挂号方式在2019年8月1日前(以寄出或电子邮件时间为准)寄送至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秘书处。也可以直接向组委会秘书处索取有关表格填写推荐。如原件邮寄时间紧张,也可以先以电子邮件推荐,随后邮寄材料。 6、有关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评奖规则等详细情况,请登录评奖网站了解,也可以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组委会秘书处咨询了解。 7、对符合评奖规则的推荐者,组委会将给予一定方式的感谢。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秘书处联系方法: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礼士胡同54号(100010) 电话:010-63342936转816/216      传真:010-65270301 Email:cetia@dfrfund.org.cn[详情]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评奖实施细则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评奖实施细则 (2019年6月4日通过) 2019年6月4日,根据《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章程》,本着公正、公平和公开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制定订并通过“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评奖实施细则”。 一、奖励对象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奖励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守宪法、热爱祖国、在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做出重大原始创新性成果的主要贡献人。该项成果需在中国经历十年以上经济和社会实践的检验,并对中国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即该成果应该是在2008年12月31日前发表的经济研究成果。 2019年度设“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一项,最多获奖人数不超过3人(或组)。 二、评奖具体程序及时间安排 1、奖项启动、评选和颁奖: 2019年6月4日-2019年11月 2、候选理论推荐或自荐: 2019年6月4日-2019年8月1日 (1)机构推荐 推荐机构为经济理论研究单位、教学单位或其他学术团体。推荐者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奖网站下载并填写《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推荐申请表》,加盖单位公章,附上相关资料寄送至“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秘书处。 (2)个人推荐 推荐者需具有经济学类高级专业职称或财经类博士学位。每个理论需有2人共同推荐,推荐者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奖网站下载并填写《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推荐申请表》,附上相关资料寄送至“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秘书处。 (3)本人自荐 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奖网站下载并填写《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自荐申请表》。同时由两名推荐人下载并填写推荐表;两名推荐者需具有经济学类高级专业职称或财经类博士学位。申请表和推荐表填写完毕,附上相关资料寄送至“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秘书处。 (4)如推荐或自荐的候选理论为单一贡献人,同一单一贡献人每年只能有一项理论参加评选,如超过一个,由该贡献人自主决定参加评选的理论。 (5)申请和推荐候选理论贡献人可以是个人,也可是研究组,研究组以该组排位第一的成员命名,可列出该组3名以内(含3名)的成员。 (6)在上一年度第一轮投票得票率在10%以上的未获奖参选理论,继续作为本年度候选理论。 (7)在历届评选第一轮投票中得票率在10%以下的未获奖参选理论,经理论贡献人同意后,可以继续作为本年度候选理论。 推荐和自荐理论,都需要提供理论相关的论文、专著、专利和鉴定评审成果等,以及相应的证明材料,纸质版需装订成册,电子扫描版需按文件清单排序。若是论文,需同时提供该杂志的封面和目录及论文全文;若是专著,提供纸质版样书及著作封面、版权页和目录电子扫描版。以上所有表格及材料,纸质材料请用A4纸打(复)印一套、电子扫描版材料存储在U盘,于2019年8月1日前寄送至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所有材料以寄出的邮戳日期为准,逾期将不予受理。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章程》、《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9)评奖实施细则》、、《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自荐申请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推荐申请表》请登陆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奖官方网页查询或下载。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秘书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礼士胡同54号 电话:010-63342936-816或216 传真:010-65270301 电子邮箱:cetia@dfrfund.org.cn 3、候选理论审核 2019年8月2日-2019年8月10日 (1)申请理论名称,应体现和反映该项理论研究的具体问题或研究观点。 (2)组委会学术委员会对申请和推荐理论名称和主题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可进入候选理论公示环节。 如未通过初次审核,秘书处将审核意见反馈至申请和推荐人进行修改,修改后组委会学术委员会进行二次审核。二次审核通过后,可进入候选理论公示环节;二次审核未通过,将不能参与本届评选。 4、候选理论公示 2019年8月11日-2019年8月20日 5、评审专家第一轮投票 2019年8月21日-2019年9月17日 第一轮:对理论进行投票,选出进入第二轮的理论。不少于100位评审专家对所有符合发表时间范围要求、参选理论材料规范的推荐理论进行记名投票,对理论的主要贡献人不进行表决但可以补充主要贡献人提名。每一表决票可以选择最多赞成2个理论,按照得票多少,排名前2位的理论进入第二轮投票。 第一轮评审专家投票时间为2019年8月21日起至9月16日止,9月17日在公证机构的公证下,进行第一轮投票的计票工作并当场宣布投票结果。 第一轮投票结束后,征询得票数排名前两位理论贡献人候选人意见:如有贡献人候选人同意该理论进入第二轮评选、并在当选后接受本奖项的,则正式进入第二轮评选;如所有贡献人候选人放弃评选,则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 征询候选理论贡献人候选人意见时间为2019年9月18日起至9月20日止。 5、评审专家第二轮投票 2019年9月21日-2019年10月19日 第二轮:既对理论进行投票,也对相应的主要贡献人进行投票。每一表决票只选择一个理论及相应的最多可选择3个主要贡献人。 2019年9月21日-10月18日,评审专家进行第二轮投票,对第一轮投票产生的前2名候选理论及其主要贡献人的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每一表决票只能选择赞成一个理论,同一理论的主要贡献人最多可选择3人(或组)。 主要贡献人获奖的基本标准为: 如有三人(或组)得票数量分别占该理论所有主要贡献候选人赞成票的比例超过25%,这三人(或组)共同获奖,获奖排序按照得票数量排序,奖金按照各自得票数占三人得票总数的比例分配。 如两人(或组)得票数量分别占该理论所有主要贡献候选人赞成票的比例超过25%,第二名得票占前两名得票总数的比例不低于40%方可成为共同获奖者,否则只是第一名得奖。 如只有一人(或组)得票数量占该理论所有主要贡献候选人赞成票的比例超过25%,第二名得票占前两名得票总数的比例不低于40%,第三名得票占前三名得票总数的比例不低于25%,方可成为共同获奖者,否则只是第一名获奖或前两名获奖。 如所有候选人得票比例都低于25%,得票第一者为当然获奖者,得票第二名者得票占前两名得票总数的比例不低于40%方可成为共同获奖者,否则只是第一名得奖。 多人获奖的奖金按照其各自得票占所有获奖者得票总数的比例分配。 同时,现场公布每个主要贡献人候选人得票数占该理论得票数的比例。 第二轮投票在公证机构公证下于2019年10月19日进行计票,但暂时不对外公布。 6、评奖结果公布 2019年11月1日,在拜访获奖人后,正式公布最终获奖者。 7、颁奖 2019年11月,举行颁奖典礼,颁奖。 三、附则 1、本实施细则由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负责修订、解释。 2、本实施细则经组委会修订之日起施行。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 2019年6月4日[详情]

评选流程

 候选经济理论推荐(6月4日——8月1日)
 候选理论审核(8月2日——8月10日)
 候选理论公示(8月11日——8月20日)
 第一轮专家投票(8月21日——9月16日)
 第一轮投票计票(9月17日)
 第二轮专家投票(9月21日——10月19日)
 第二轮投票计票(10月19日)
 新闻发布公布结果(11月)
 颁奖典礼(11月)

2017年回顾

2015年回顾

2013年回顾

2012年回顾

2011年回顾

2010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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